他当作一种艺术品看待”。


    持守唯美的立场看世界、看社会人生，从一切现实的丑的现象中看出美，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里看出秩序，从而克服现实人生中的矛盾与不安，这就是宗白华所欲实践的“艺术的人生观”。正是在这样的“艺术的人生观”里，宗白华发现了它对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意义，这种艺术人生观就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他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总之，就是把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作一个艺术品似的创造。这种“艺术式的人生，也同一个艺术品一样，是个很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持了唯美主义的人生观，消极方面可以减少小己的烦闷和痛苦，而积极的方面，又可以替社会提倡艺术的教育和艺术的创造。艺术教育，可以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10]
    进一步追问，我们又不难发现，宗白华之所以将“人生的艺术化”奉为自己一生的信仰与追求，之所以强调要以一种“主观的”艺术态度来面对现实人生、实际生活，一方面当然与他对于现实的不满及其社会改造欲望相联系——早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宗白华就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和生活现状的这种失望，并曾多次提倡以青年的奋斗生活和创造生活来建设一种新文化，实现中国社会的新生。另一方面，可以说，它是宗白华本人对于人生真相进行本体思考的一个具体结果。在宗白华看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之能够进化、运动、创造，是因为它有不息的生命、有感情，“同情是社会结合的原始，同情是社会进化的轨道，同情是小己解放的第一步，同情是社会协作的原动力”。为了人生的进步，为了社会的幸福，我们不能不谋求人类同情心的涵养与发展。而现实中唯一能结合人类情绪感觉一致的，便只有艺术——它能够汇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灵入于一曲和谐的宇宙音乐之中，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
    这里，人类同情——社会——艺术，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人生若设想要求得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就只有通过艺术的把握方式，以艺术的精神来予以完成；生活也全因了艺术化的创造，缔造了一个无限广大、无限美丽的人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我之界不严，有时以他人之喜为喜，以他人之悲为悲。看见他人的痛苦，如同身受。这时候，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绪感觉一致颤动”[11]。由艺术而结合的人类情感的一致性，最终带来的正是这样一个艺术化的人生景观：人与他所处的社会、自然融合无间；人生的真相，在这艺术的辉映中显露了它灿烂的微笑。
    这种对于人生真相的本体把握，显然带有一种心理主义的色彩。而宗白华倡导的“艺术的人生观”，恰恰是将这种基于心理主义之上的把握，在社会现实中转化成了一种特定的伦理目标、心理化的伦理生活实践形式。换句话说，“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在一种心理性层面上指明了生活的伦理实践方向。因此，当宗白华说“宇宙的真相最好用艺术表现”时，他其实是在说：人生的境界只有在艺术的心理价值结构里才真正获得了它的本体。而现实人生的丑、恶、不和谐，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一种“非真实”，是应该予以批判和改造的——宗白华强调“艺术的人生观”能够产生一种积极的审美教育功能，便是由此着眼的。
    也许，宗白华之于“魏晋风度”、“晋人之美”的欣赏热情，可以用来生动地表明他对于“人生艺术化”的理想。他视汉末魏晋六朝为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他赞叹晋人那种“虚灵的胸襟”、“优美的自由心灵”、“生命情调”、“宇宙意识”和“人格的唯美主义”，以为“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12](P179-181)。在这一往情深的赞叹里，我们听到的，不正是对于“艺术化”人生境界的无限渴望之声？在这内外相合之际，人与自然、社会因着一种共同的生命情绪而融化一体，升入了艺术的理想天空，自由自在……
    于是，我们听到宗白华说：“艺术创造的作用，是使他的对象协和，整饬，优美，一致。我们一生的生活，也要能有艺术品那样的协和，整饬，优美，一致”，“生命的现象，好像一个艺术品的成功”[9]。

    三
     秉着歌德的精神，怀抱了艺术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宗白华在生活的每一段行程上，热情践行着自己的生命目标。而这一践行历程，又始终烙着老庄式超然人格的深深痕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理想，引领着宗白华在个人人格的发展道路上，持守了一种恬淡虚静、审美静观的自我陶养方式。他热爱生命，赞美生命，倾慕生命力的活跃广大。但是，现实的龌龊、人心的诡诈、政治功利的无秩序泛滥，所有这一切又使得他在现实的矛盾痛苦中返身向内，在艺术世界中搜寻美的踪影，在洁身自好中静聆宇宙的天籁之音。也因此，宗白华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更强调以人性修养的艺术形式来“移情”、“移世界”：现实生活既然如此压抑了人的生命，那么，人当以艺术的心灵、审美的态度来观照现实，才能在一己人格的发展中寻到生活改造的前途。
    宗白华对宇宙人生始终保持了一种哲理的情思，同他对于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老庄人生哲学的领悟直接联系。所以，他推崇“晋人之美”真正体合了庄子“藐姑射仙人，绰约如处子，肌肤若冰雪”的理想人格，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而与天游”，体现了一种优美自由的心灵。与此同时，他又赞叹晋人对于自然、友谊、人生的一往情深，以为“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11]。生命意识、宇宙情怀，在宗白华这里凝成了一种与自然体合无间的优美人生境界——他以灵魂颤栗的感动，迎接着这生命流行的艺术化生活。
    于是，宗白华对于“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在歌德式“唯动主义”的创造性生命人格的启示下，又同中国老庄的人格理想、魏晋时代的人生实践会合在了一起，完美地构造出了一个情深于中、静处于外的超然的人生世界——“超世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实践的统一。这种“超世入世”的生活态度与实践既不同于盲目或激进的乐观、遁世或消极纵乐的悲观，也不同于静坐终日、不屑事事的“无为派”或终日悠游、一无所事的“消闲派”。用宗白华的话说：“超世而不入世者，非真能超然观也。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这就是说，“超世入世”的人生态度，意味着人在生活中“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13]，因而它才是一种真正的超然人生，也是宗白华所心仪的人生之正宗。
    宗白华曾经在《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一文中，对于两种人生态度进行过比较。“肯定矛盾，殉于矛盾，以战胜矛盾，在虚空毁灭中寻求生命的意义，获得生命的价值，这是悲剧的人生态度、”“另一种人生态度则是以广博的智慧照嘱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渺小里却也看到它的深厚，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于是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然的笑，了解的笑，含泪的笑，惘然的笑，包含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黯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觉得人生可爱。可爱处就在它的渺小处，矛盾处，就同我们欣赏小孩儿们的天真烂漫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