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之后，从自己的生活努力中所能寻得的积极人生。
    与此同时，宗白华又从生命之“动”的本体方面，再次高度肯定了歌德的艺术创造。“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一切有机生命皆凭借物质扶摇而入于精神的美。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对于这种“动象的表现”，就是艺术创造的最后目的[7]。而宗白华以为，由于歌德的文学创作源自于其鲜艳活泼、如火如荼的生命本身，因而在他的诗中，情绪是流动飘渺的、绚缦的、音乐的，心与境、情与景的对峙被打破，人心之动与世界之动接触会合而成了一部瑰丽的交响乐。因此，尽管歌德“不去描绘一个景，而景物历落飘摇，浮沉隐显在他的词句中间。他不愿直说他的情，而他的情意缠绵，宛转流露于音韵节奏的起落里面。他激昂时，文字境界节律音调无不激越兴起；他低徊留恋时，他的歌辞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令人一往情深，不能自已，忘怀于诗人与读者之分”。宗白华因此赞美《少年维特之烦恼》，“春天的繁花灿烂，夏季浓绿阴深，秋风里的落叶萧瑟，冬景的阴惨暗淡。此外浓烈的日光，幽美的月景，黑夜，雾，雷，雨，雪，一切自然景象，而此自然各景皆与维特心情的姿态相反映，相呼应，成为情景合一的诗境”[6]。
    世界是动，人心也是动，诗歌就是这动与动会合时的交响曲。宗白华据此强调，歌德的生命、他的世界，就是激越的“动”，而个体生命的“动”热烈地要求与自然造物主的“动”相接触、融合，因而歌德的创作就是以其整个“动”的、活跃的心灵体验了这整个“动”的、活跃的世界。宗白华在这里把歌德艺术中所表现的“动”的精神，与其个人生活中流动不止的创造性探索联系在一起，视歌德艺术是一种生命的表白、自然的流露、灵魂的呐喊、苦闷的象征，视歌德诗中的节奏就是生命脉搏的跳动。他热烈地赞叹：“歌德是文艺复兴以来近代的流动追求的人生最伟大的代表”，“歌德的诗歌真如长虹在天，表现了人生沉痛而美丽的永久生命”。而歌德艺术的这种精神本质，无疑深刻地启示了宗白华在自己的美学世界中尽情抒发着生命运动的理想。
    从歌德那里，宗白华得着了无限的灵感和生命的真切感悟、他认同歌德，直如认同了一个晶莹的生命。“这种强烈的歌德认同，不但在中国绝无仅有，比冯至和梁宗岱更彻底，即使在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以外的欧洲人当中也不易多见”[8]。

    二
     人生的审美化、艺术化，是宗白华不灭的理想追求，并始终同他个人对于生命创造与生活奋斗的憧憬联系在一起。无限创造的生命欲求，催生了宗白华对于人生艺术化的热情；而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则为生活的热情创造确立了现实的目标。
    早在青年时代，宗白华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心为形役、识为情牵，过分沉湎于物质的、机械的和欲望的生活之中，缺少对精神生活、理想生活和超现实生活的追求。所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明了人生的行为和方向，便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替中国一般平民养成一种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上还希求一种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文化运动才可以在这个平民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前途”[9]。这种“需要”，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正确的人生观”。
    宗白华指出，所谓“人生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生究竟是什么”？即追问人生生活的“内容”与“作用”到底是什么？二是“人生究竟要怎样”？追问我们自己对于人生要采取什么态度、运用什么方法。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差异，在人生观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乐观、悲观和超然观的区别，而“新的正确的人生观”则理应是“科学的人生观”和“艺术的人生观”。
    宗白华强调，由于人类生活现象在今天已成了科学的对象，因而一种人生观要想解答“人生究竟是什么？”和“人生究竟要怎样？”只能先从科学方面去了解生活现象的原则，然后由此决定生活的标准。与此同时，“不单是科学的内容与我们人生观上有莫大的关系，就是科学的方法，很可以做我们‘人生的方法’(生活的方法)”[9]。科学的方法是实验的、主动的、创造的、有组织的及“理想与事实连络的”，即客观的；把这种科学方法用到社会生活、人生之上，就可以形成一种有条理、有意义和活动发展的人生。从这一点出发，宗白华在谈到青年人生修养的时候，便强调要养成一种“研究的眼光和客观的观察”，“当我们遇着一个困难或烦闷的事情的时候……用研究的眼光，分析这事的原委、因果和真相，知这事有他的远因，近因，才会产生这不得不然的结果，我们对于这切己重大的事，就会同科学家对于一个自然对象一样，只有支配处置的手续，没有烦闷喜怒的感情了”[10]。
    当然，相对而言，宗白华内心更为瞩目的，还是那种“艺术的人生观”，即“从艺术的观察上推察人生生活是什么，人生行为当怎样？”他以为，生命创造现象与艺术创造现象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艺术创造与生命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上相一致，所以把握艺术创造的过程也就可以明白生命创造的过程。这里，宗白华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要把生活、人生当作一个艺术品来看，把人生行为、生活活动积极地理解为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的创造过程，使它美化、理想化。这也就是他所谓“艺术创造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我
    们人生的目的是一个优美高尚的艺术品似的人生”的意思所在。
    这种将生活、人生“化”为“艺术品”的理想，既包含着视人生为一种与宇宙、自然相合一的生命运动过程的古典人道主义立场，又有康德式超功利观念的印痕——康德就认为，一个人如果能从虚伪的社会走出来，到自然中去发现美，这就是一个具有“优美灵魂”的人，值得我们“尊敬”。同时，这种将生活、人生“化”为“艺术品”的理想，既洋溢着歌德式生命永恒追求的运动创造精神，又体合了叔本华意欲的那种以审美静观而暂时摆脱生活羁绊、以艺术为暂时的人生解脱的超世方式。而这样一种“人生艺术化”的追求，作为生命中的持久信仰，深深植根于宗白华心灵之中，是他的人生目标，也是他的生活动力。尽管它与宗白华所提倡的客观、理性的“科学的人生观”存在某种矛盾性——科学的人生态度要求分析、观察和研究，“艺术的人生观”则在本质上是主观综合的、情感的和体验的——但它却又的确是宗白华最倾心的所在，因为在宗白华自己看来，“科学是研究客观对象的。他的方法是客观的方法。他把人生生活当作一个客观事物来观察，如同研究无机现象一样。这种方法，在人生观上还不完全，因为我们研究人生观者自己就是‘人生’，就是‘生活’。我们舍了客观的方法以外，还可以用主观自觉的方法来领悟人生生活的内容和作用。”[9]
    于是，宗白华把“艺术的人生观”当作了“青年烦闷的解救法”。他非常警觉地意识到，“现在中国有许多的青年，实处于一种很可注意的状态，就是对于旧学术、旧思想、旧信条都已失去了信仰，而新学术、新思想、新信条还没有获着，心界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空虚，思想情绪没有着落，行为举措没有标准，搔首踯躅，不知怎么才好，这就是普通所谓‘青年的烦闷’”。宗白华力主以一种纯粹的唯美主义态度来解救这种“青年的烦闷”，“唯美的眼光，就是我们把世界上社会上各种现象，无论美的，丑的，可恶的，龌龊的，伟丽的自然生活，以及鄙俗的社会生活，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