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城市金融过剩、农村金融不足，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严重滞后。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还只能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经历较长的演变过程。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不要市场化，以及如何市场化，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志。政府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其出发点是从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做出制度性安排。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人们都把家庭承包和乡镇企业的“突然兴起”，合称为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这两项“伟大创造”的共同之处，在于各级政府官员事先都没有想到，完全是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自发行动，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还对中国全面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是，农村金融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何没能在农村迅速发展起来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承担着繁重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且这种任务又是建立在抑制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基础上，或者说，是以城乡要素交换的不等价为条件。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大大落后于城市经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之所以大大落后于城市金融市场发育的最重要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逊教授做了精辟的剖析：“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试图说明一点：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情况(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确保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这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劳动、土地和资本或信贷)在中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约束，存在很多缺陷。中国未来要素市场表现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和农民收入的提高。”[3](p.8)
随着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必然不断深化。农村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农村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无论是在历史上或者是逻辑上，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出现的。其演进顺序是非商品化的生产要素、半商品化的生产要素、货币化的生产要素、资本化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资本化程度是衡量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产品就不仅仅是作为单纯的劳动产品和单纯的商品来生产，而是越来越当作资本的产品来生产。当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社会资源的配置必然表现为资本(包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运动的形式。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以资本的形态表现出来，资本所固有的运行机制，在生产要素资本化条件下，必然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调节机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流动性是资本运行机制的最基本的特征。谋取利润的欲望驱使着资本不息地追逐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机会和投资领域总在不断变化着。这就决定了资本不可能长期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投资领域而不再流动。而资本价值的等同性为资本化的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当要素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发展到这个阶段，金融市场必然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农民还要通过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和市民身份差别)、土地价格剪刀差等形式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农民所拥有的劳力、土地等要素还处在半商品化阶段，离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的目标还有较长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农村金融市场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或者是较为充分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逐步显现出来。突出表现为：市场化程度较低，计划经济的色彩浓厚;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不够明确，很多领域存在空白;农村资金被大量抽离，“资金贫血”相当严重;农村信用环境恶化，自我发展能力差，等等。由此而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村经济活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村金融供需缺口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而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金融的需求与供给，如果不进行金融创新，并大量增加金融供给，农村金融供需缺口将持续扩大。供给短缺是农村金融问题的集中表现，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农村金融的主要矛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造成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农村金融缺乏竞争，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仅如此，大量农村储蓄资金还通过邮政储蓄和商业银行吸储等渠道流出农村，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的紧张。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到今天，有利于农村金融资源留在农村和促进城市金融资源向农村流动和倾斜的机制远没有建立起来。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是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在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农村，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已经现实地成为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但是其垄断性经营不利于服务效率的提高和优化。邮政储蓄改革虽然有所突破，但在农村领域的信贷业务仍然相当有限，邮政储蓄仍然是农村资金流失的一个大“漏斗”。邮政储蓄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信贷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并存。前者表现农村金融空间结构失衡和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失衡。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现实情况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里，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业务上基本上是呈收缩状态，尤其是县和县以下地区，而农村合作基金会现在又已经清理撤并，农业发展银行也不能有效地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的功能，农村信用合作社本来是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最主要的机构，但这些年来已经基本上失去合作金融的性质。从而导致农民现实的金融服务需求，不能通过现有的正式金融机构的服务得到满足。
农村经济的发展后劲在很大程度上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在二、三产业的比重高达92%以上。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力地推动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但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受制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发展，使得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长期缺乏正规金融市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正规的地下金融组织，但民营企业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来源，却要付出很高的成本，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早在1998年，中央就出台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表明政府对待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就是一句话，即出现问题就予以取缔。这就必然极大地限制了非正规金融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给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严重地扭曲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大大偏离了均衡价格。根据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农户如果不能从正式的金融系统取得资金，必然转而从非正式金融系统寻求资金来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限制乃至取缔的政策，但是，民间非正式金融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过，在有些地区(如浙江温州、台州地区)，有些时期还相当活跃。据调查，目前民间借贷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温州民间借贷的“盘子”已占到整个农村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在落后的县市，民间借贷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分之二。民间金融“会”曾经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信用形式。这种信用形式一般是由发起人(“会主”)邀请平时较为亲近的一些人(其他与会人称“会脚”)参加，商定活动时间并按期进行，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会金，或由会主排定，或由抽签、摸牌、掷骰子等其他方式确定，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会主优先收取第一次会金，以后依序轮流交会脚使用。有的是采取标息进行竞争，以标息最高者得会(标会)。先得会金的会脚在应会时除了付还会金外，还需增付利息，后得会金的会脚则在收回每次所付的会金外，还可增加一笔利息收入。“会”的类型有：按会前约定的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以摇骰方法确定收会的称为“摇会”;用投标方法竞争得会的称为“标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日趋突出，“金融互助会”这种古老的民间信用形式在温州农村又重新活跃起来，其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名目繁多，会中有会，情况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以“合会”形式筹集资金是一种古老的金融互助形式，以前主要用于解决诸如建房、婚嫁、购买耐用消费品等大宗开支，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更多地转化为借助高利进行筹集生产经营资金的手段，并产生一批专门经营合会的会主，他们以组织者的身份，优先获得第一次会金，同时牟取暴利。民间合会的出现，既对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积极的支持和拉动作用，也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课题[4](pp.205-208)
农村金融的功能性缺陷，首先表现在农村金融的“有效性”程度低。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衡量金融市场是否具有“有效性”，其标志不外乎以下四个基本点：一是能否吸引众多的交易者，市场秩序是否良好，市场交易成本是否低?二是金融市场价格能够有效地反映市场供求、并有效调节市场供不应求，使之趋向均衡;三是金融市场价格能够及时准确而又全面地反映所有公开信息;四是金融市场的资金能够根据价格信号迅速地、合理地流动，实现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第一点是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不存在，其他三个基本点也就随之消失了。既然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极弱，农村金融市场的功能必然是残缺不全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包括：融通资金、优化资金、转换资金、调节资金、调节经济、调节价格,等等。
三、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也逐步进行，取得了以下主要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