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争论中，这一点仿佛被忽略了。我们认为，前面的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对主体的态度与看法。“理解是什么”与“理解到什么”是有区别的，通过区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存在的人的灵活性与能动性在理解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a现实中的主体能动性
    
    现代解释学大家都强调历史、传统、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而本文则认为，在对于传统、语言的讨论中，主体的能动性是不应被忽略的。即使我们把一切可能性都归于语言与传统，其中也还必然有“我”的存在。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强调语言、传统对于主体的“家园”性质，我们则要指出，“我”对于家园的主体性。
    能动之我是理解的出发点，动力与目的。一切理解活动都对这个我而有意义。能动性的根本在于实践活动中主体本质力量与对象的本元性的契合。即我与对象本来是统一的，能动性的表象是在这种统一中根据主体的需要而开掘对象的意义，而其实质就是本质力量的形式化。能动性本身具有两重属性：第一是一贯性与稳定性，它使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历史地联系起来；第二是开拓性与创新性，它在现实中赋予语言与历史以鲜活的意义。理解活动本身，就是主体我在开拓与创新寻求自我印证的活动，理解的结果是作为历史与语言的相对稳定的东西的形成。而理解活动的最终目的却不在此，而在于主体本质力量的自我印证要求的完全实现。
    据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人论证，主体以历史、语言等形式存在。而我们的看法是，主体存在的本质不是语言与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传统、语言只是我的本质力量、我的能动性活动的轨迹，只是我的理解力活动的记录而已。海德格尔承认语言的开放性，但把这种开放性归于语言本身；加达默尔承认历史的发展，但把这种发展归于历史本身。这能说得通吗？难道不是我们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我们并把我们当成它的代言人？难道不是我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我们并且凭藉着我们的能动性来展示自身？现代解释学家们在扭转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矫枉过正地突出了语言、历史的作用，过分地强调了语言、历史对于主体的影响。而在主体对于语言、历史的能动作用方面则没有给予注意。
    当然，我们承认语言与历史对于“我”的反作用，或是制约，或促进，影响着我们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发扬传统”，其实不是因为传统本身因其历时久远，而是因为传统中精炼地沉积着有助于我们实现当下理解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传统确实是强大的，它有意无意地对我们施加影响，标志着存在的某种特征。然而，这种标志只是在它与我们的当下一致的时候才存在。与我们的理解情况相似，传统、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更新之中。我们根本注意不到那些已经跟我们的存在没有关系了的传统和语言，这既说明，传统与语言具有当下性，也说明，我们总是处于“现实的传统”与现实、“存在的语言”与存在的界面上，所有的关系都是当下的关系。主体的存在性的理解取自语言与历史的仓库，但随着能动性的开拓，我们的仓库也是不断地经受检查和修补的。
    主体能动性与有限现实之间的矛盾是考察语言、历史与理解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的。这一矛盾的有效调和使语言与历史在稳定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环境、背景之现实限制主体欲求与期待，也限制对象的展开。就历时而言，理解与我的前理解的历史积累有关，理解是历史与现实达成的一致；就共时而言，我的理解又与我看对象的态度、角度、方法有关，理解是主体与对象在现实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共鸣。
    主体现实的存在方式规定着理解力展开的可能方向。理解就其根本而言，乃是现实与其所负载的可能性的统一。主体与一个对象达成一致，理解一个对象，首先是因为一致是可能达成的，然后才达成。在现实角度上，可能的都是受现实条件制约的有限可能，只有当现实条件发展了，新的可能才又产生。我们的历史性存在和现实存在已经为我们制定了标准，一切对象不论它本来如何，我们只能理解到我们所能理解的。理解的结果，在于使可能的东西在一定角度、一定层次上变为现实。
    当前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主体的理解质量，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要求决定着理解的可能方向和结论。很难说哪能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哪一种理解是错误的。也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前见，哪一种是伪前见。因为只要我们有立场，有角度，有选择，就难免会近视和草率。所不同的只是认识到与认识不到，而不是能避免与不以能避免。加达默尔不能说服我们的地方在于，主体自己怎能判断自己的前见是真是伪？他人又怎能判断自己的前见是真是伪？
    
    b前理解是能动性赋予语言与历史的突显
    
    如果说当下是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过渡点，那么，前理解则是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过渡点。正是通过前理解，我们实现了历史与当下的连续。利科尔认为，“从基本意义上讲，理解包含在我的情景关系中，包含在我对于我在存在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前理解的作用一方面是给现实理解力要求以内容，使之具体化；另一方面是消除历史对象的具体内容，使之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开放。理解所获得的新的知识，是原有可能含义在当前条件下的实现。
    前面曾提出主体我对历史进行概括与浓缩，对当下进行夸张与放大。缩小与扩大都是由主体之能动性确定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都可以从中析出一个当下的“我”的因素。“我”的历史便是前理解，“我”实质上是先于理解而存在的本质力量。“我”的存在形式是由理解力达成的“我”的理解史（前理解）及其展开。“我”的当下是我作为理解力突破当下理解的要求与行动，理解则是行动的结果。当然，在具体的理解活动中，我们不能明确地指出，哪一步是要求，哪一步是行动，哪一步是结果。事实上，三者是同时进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同时是这三者。
    主体的当下的灵活性，决定了它选取对象与选取历史时的变动不居的性格。由历史、传统构成的前理解是必然存在的，但仅仅承认这一点，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传统对于每一个主体却又都是不同的，对于每一次理解又都是不同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对主体的能动性进行探究（在能动性意义上，当下的主体就是不确定性的源头，因此，这种探究只能是描述性的，而不能是推论性的）。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前理解进行探究。这一点，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的研究，卓有成效，而佛教唯识宗的学说则更为严密深刻。
    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荣格发现了集体无意识，拉康则把潜意识与语言统一起来，论证了潜意识的结构。唯识学则在根本上论述了意识存在、流动、变化的机制与动力。尽管具有宗教色彩，也确有合理之处。几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对意识的结构有所阐发。他们对我们的启示是，所说的能动性，也不仅仅是当下的主体的判断与选择的能力，而还应该包括在潜意识的流动状态。承认这一点，可以恰当地揭示熟能生巧，下意识反应等现象的机制。可以说，在文艺领域，能动性多数是并且主要地是在潜意识层面发生作用的。当此之时，意识并没有失去作用，而是以顺从的姿态把主体的潜在状态表达出来。
    在心理分析的路上走得太远是不合适的。加达默尔论述的是理解如何可能，而我们要了解的是前理解为何如此？是的，历史与传统，语言与潜意识大得象冰山，而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冰棱，但为什么是这一个而不另一个呢？为什么前理解会采取这种角度、这种态度而不是别的呢？
    就纯粹的前理解而言（理论上的），它几乎是全息的。从前理解的层次与结构上来看，最根本的，是能动性力量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实践要求，其上层是本质力量在历史文化中被赋予的传统、习俗；再向上是个人经历赋予的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