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分析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文化工业在批量生产的同时，也制造了某种虚假的风格：正是这风格，满足了人们对自由的热望和对解放的向往，以及对个性的追求。他们认识到，这所谓的“风格”，也只不过是工具理性骗人的把戏。它并非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事实正相反，这种风格控制了人们对真正的解放的追寻，因而只不过是捆绑人们的一套更加奇巧的工具罢了。以娱乐为例，他们说：……娱乐工业也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词汇。要想获得符合原有模式的新效果，就会持续不断的产生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了另外一种规则，每当新的效果带来脱离原有秩序的危险时，这一规则就会进一步强化习俗的力量。每个细节都固定不变，如果它不是与生俱来或一见中意的事物，那么什么都不会出现。”这就是说，文化工业的风格并非是真正的解放，与此相反，它的目的是要保证文化产品被接受。特殊正是为了普遍而设置，“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抑制无法驾驭的物质冲动来检验自身了，它本身就是对风格的否定。”因此，风格也产生了自身的“辩证法”：它追求新奇，但这种追求的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被普遍的大众所接受，普遍和特殊之间被共同的目的调和起来。
　　就是这样，人们被工具理性制造的文化工业彻底征服了。我们似乎还发出了快乐的笑声，好像它真的发源于我们内心深处，愉悦我们的身心。我们被培养着微笑的习惯。而事实上，“幸福的时刻是不会有笑声的，……笑声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与幸福作对，而且还把幸福变成了毫无价值的总体性。”我们的真实情感被埋没了，却还以为是获得了更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虚幻的世界中追求自由与解放，殊不知理性的绳索将我们越拉越紧，窒息了我们真正的理想。
　　以上便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工业文明的分析。他们以此为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启蒙而来的工具理性，在看似满足我们对未来追求的美好面纱之下，遮盖了我们的视听。面纱制造出虚幻的未来，我们被蒙蔽在其中却以为看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世界。理性制造了这关于美好世界的童话，人类在摆脱了神秘物之后却落入理性的神话之中。
　　由工业文明编织的温柔的陷阱为我们清楚地展示了启蒙的“狡计”，它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正是这理性，招致了上世纪初的各类灾难：人类强大的控制欲导致了种种恶行的发生。只是，一切都被理性设计的周密而又完善，因此即使陷入无底的深渊，我们还在幻想着在它的尽头是一片光明。

　　三、小结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是透彻而又深刻的。他们没有被启蒙的假象迷住了眼睛，而是发现了潜藏于其中的分裂因素：启蒙从一开始，内部就蕴含着分裂，这种分裂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即人对自然的绝对的控制、掌握；进而在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这种可怕的利用关系，人被异化为物的形态；最终，它甚至发展为令人迷惑的和谐，而人类在这种虚伪的和谐中彻底丧失了价值自我。
　　在很多人看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种分析似乎太悲观了，由此才有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理性太多，而是理性太少。现代性并非是洪水猛兽，而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似乎更完善一些。这是因为：
　　其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理性的分析有失偏颇。他们将启蒙理性片面地理解为工具理性，殊不知，我们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不仅仅是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的这种理性，它们同时还强调人类自身的价值、尊严与道德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说，哈贝马斯就要公正的多：他从韦伯那里继承了对理性的分析，承认人类在具有工具理性的同时，也有价值理性，而目前社会的状况，仅仅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造成的。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对启蒙如此的失望，只要通过对价值理性的重建，我们解放的信念就一定能够实现。
　　其二，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工具理性的分析也缺乏标准。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技术的加速进步，是发展的必然，当然也就具有合理的一面。两位理论家固然可以对其提出批判，但是，如果考虑到这种发展的必然性，他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这种必然是在怎样的限度之下的，也就是说，我们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工具理性发展到哪一步是必然的，而越过这一步，必然性就变成了滥用。而从他们的分析当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批判，而找不到标准和限度。这就意味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却不能适时地给我们指出行动的界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存在不足的，他们太过于强调启蒙的消极方面，而忽视了其积极的意义，同时又缺乏实际的认识与执行的标准，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过于悲观而且具有较少的可实施性。这也正是哈贝马斯提出重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原因之一。不过，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仍旧是功不可没，他们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反思，从而帮助我们识破启蒙的神话，走向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