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凡物无不异也者。刚之树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性自命出》第8、9简）
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所为道者四，唯人道为可道也。（《性自命出》第40、41、42简）
这就必然要在美学理论上滑出孔子的轨道：
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滔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性自命出》第24、 25、26简）
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咏斯摇，摇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抚，抚斯踊。踊，愠之终也。（《性自命出》第34、35简）[6]
审美活动所唤起的情感，是有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互动，共同碰撞产生的结果。《性自命出》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审美体悟界定为一个主体与客体相摩荡，波澜起伏的过程，主体是审美的内在根据，客体是审美的外在条件；主体审美情感随客体世界的迁移变化而摇曳，客体的存有状态随主体有意向的选择而凸显其存有的意义。应该说，在这里，《性自命出》已经涉及到哲学上和美学上极为深刻的东西，开了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的先河。如果我们把它的思想在向前推进一步，就几乎可以与王阳明、海德格尔实行思想对接了！[7]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地方。
三、审美体悟是“反善复始”的重要途径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艺术的创作思想不能在伦理道德上违反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规范；二是艺术的创作手段不能在形式上违反中庸之道的模式。“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才是至善至美的风格。只有这种“思无邪”的作品，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尔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应该说，孔子是充分注意到了艺术的内在特征的。但是，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以知识认识作用代替审美体悟，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覆盖、宰制艺术规律的观点，其审美的主体性体现得十分微弱。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主体性的弘扬从来都是与社会整体控制相矛盾的，正是在这种矛盾摩擦推进、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人类得以完善了自己，也同时使社会的结构趋于合理。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环节，它有它存有的历史根据。
对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实行全面的集权统治，集中社会的整体力量以克服各种困难的必要性，对孔子“里仁由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的仁义归依，《性自命出》的作者是有深刻认识的。这就是作者著文论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的根本原因。但是，“心无定志”来自性情的摇荡，虽然可以“习而后定”，但是，我们回避不了人的性情和情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审美体悟。正是在充分认识到审美体悟与性情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之中，作者发现了一
条最为直截、深入地触及人的灵魂，直达仁、义的捷径——这就是审美体悟：
《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仑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性自命出》第17、18简）
吟，由哀也，?，由乐也，愁，由声（也），呕，由心也。（《性自命出》第33简）
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性自命出》第36简）
孔子在把握审美体悟可以直达仁义，把人的个体心理体验与社会伦理统一起来的思想，是与《性自命出》的作者一样的。孔子也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地分析了《论语》与《性自命出》的整个思想体系，就会轻易地发现，孔子之“游于艺”的目的在于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他的思想始终都在致力于仁义与人的心理欲求的统一，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后天的愿望，需要付诸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才能达到。在现实生活中，在专制集权势力十分强大的中国封建时代，往往是封建宗法伦理的规范取代了人的天性，人的主体性是谈不上什么空间的。《性自命出》的创作目的是为了锤炼“性”、“情”，在儒家的理论框架中为人的主体性赢得一片蔚蓝的天空。正是由于《性自命出》的创意都是建立在“性”、“情”之上的，其审美体悟的作用也就在主体性的阐述、丰富和建树中，得到了深刻的认识：
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咏思而动心，如也。其居节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纵之也。凡古乐宠心，益乐宠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性自命出》第25、26、27、28简）
审美体悟的目的，就是要更直截、更顺利地“反善复始”。作者的论述虽然并不是以“反善复始”为逻辑的最终归宿，但是，从上下文的语境中，《性自命出》中确有这样的背景。 “反善复始”这一命题直接来源于《礼记·祭义》的“反古复始”。这是思孟学派依山点石，借海扬波的结果。“反古复始”的理路是，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对宗亲的复归，在细密、繁复的礼仪之中，体认天命，“报本反始”，它的理论本质是宗法性的天命皈依；而“反善复始”却重在通过审美体悟，通过音乐欣赏，来确证自我，虽然这种“自我”仍然具有天命的支撑。《性自命出》指出“义也者，群善之也”，（第13简）郭店简《语丛·一》也有“有物有容，有尽有厚，有美有善”（第15简）“爱善之谓仁”（第92简）的命题。可见，在郭店简中，“善”是一个直接脱胎于“仁义”，却又超越了“仁义”，甚至高于纯粹美的一种概念，
也就是后来孟子“此善不与恶对”之先验的“善”。这里的“始”，就是《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元初之“始”，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天”，也是超越了善恶的，先验的心之本体。因此，“反善复始”在精神上追求仁与义，在主体上回归性情，在实践上“固定心志”，把审美的体悟与天命的皈依融为一体。从哲学史的发展来说，《性自命出》的这种美学观，是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以及“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完全一致的思想路径，而且还直追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超越思想，这就使儒家的美学思想向前跨了一大步。
注释：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2]《论语》中共提到“性”字，“情”字各两次，都没有正面论述这两个概念。
[3] 本文所引用的《性自命出》原文，参阅了廖名春先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校释》（请参见2000年8月油印本《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在此致谢。
[4] 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页。
[5] 《语丛·三》第98简有“丧，仁之端也”的判断，这给我们透露了由前儒时期为人主持丧礼而来的儒家哲学，对人的观察是极为深刻的，对人生的生老病死也天然地富有悲悯的情感。另外，儒家重视诗教和乐教，上海楚简披露的《诗论》中有“诗不离志，乐不离情，文不离言”的重要判断，这也说明了情感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
[6] 这里的第二段引文与《礼记·檀弓下》相近，但是，《礼记》之文是谈论丧葬之踊，而这里却是谈论“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是地道的美学之论。这是《性自命出》利用儒家已有经典，推陈出新，点石成金的典范。
[7] 王阳明指出：“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海德格尔认为：“真理不是关于对象（客体）的真理，而是人自己的在的真理。真理不是知识，而是人的在本身的展现、澄明。”（参见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下册，第5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