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汽车的应用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也始终存在着对汽车的排斥。持这种态度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一些守旧人士，他们从传统文化和自身肩负的道德使命出发．认为汽车伤害无辜夺民生计奢侈浮华破坏传统等造成他们如此看法的心理已并非清末时人的那种对洋人的疑惧心态这其中有对因应用汽车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道德关怀也有中国人”循例重俗”传统人格的体现一类是人力车夫，他们对汽车的敌意则是下层民众出于生存条件的恶化而表现出的直觉愤慨这种对汽车的抵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能为人力车夫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故而他们出于生计问题只能对汽车进行无奈的抗争。这种排斥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变中传统质素同现代性因子问的张力。

　　三、汽车与“工业复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曰军全力轰炸中国铁路中国军事运输因而转向汽车。国民党军队自沿海撤退时几乎全部依靠汽车运输。因此中国得以持久抗战这与汽车的贡献不无关系。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重庆提出了工业富国”的口号。基于汽车重要的国防军事功能蒋在其战后工业复国构想中钢铁工业位居首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汽车工业则紧随其后。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公路将成战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铁路将退居其次。至此汽车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达到顶峰。不过由于战后国共内争烽烟再起蒋关于汽车工业的构想只是南柯一梦而已。

　　李欧梵曾将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总结为一个典型步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10这同样适用于近代国人对汽车的认识过程：从疑惧到认同以致推崇，汽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一个不断推进和上升的过程。其问虽有一些对汽车的不利言论，但实质上也包含有国人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如何更好地让现代性因子在中国发育成长的成分。在2O世纪前半个世纪在汽车或被赞颂或被咒骂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双重的想像：对发达国家的想像和对一个强大中国的想像。它虽然在战争中被扼杀了但它所暗示的希望之光最终在新中国1956年生产的第一批汽车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