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全球化负面效应的集中回应，近年来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之际，如影随形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浪潮。虽然“反全球化”运动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其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过，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反全球化”运动必将逐渐走向成熟，其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制衡作用将更大。

【摘 要 题】全球化论坛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狂飙式推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和亮点的同时，如影随形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全球化”运动的浪潮。我们有必要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全球化中的逆动现象。如同全球化的研究一样，考察“反全球化”也是把握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一、“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即拉开了帷幕。如果说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引发西方殖民者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趋势，到一战的爆发宣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终结之日为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那么，随着社会主义一举从科学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由此进入了有社会主义在其中运动着的新一轮“全球化”。不过，事实上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止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所谓“全球化”只能说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还远不是覆盖全球、囊括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全球化”。此后，随着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结束了被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决定打开国门以后，所谓“全球化”才在制度层面上开始凸显其意义。然而，此时的“全球化”仍不能说是完全的，因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因而消费潜力巨大的前苏联东欧地区还处在“世界市场”之外。因而应该说，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成为一种在制度上、地域上都比较完全的世界现象，还是在后冷战时期。随着苏联、东欧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改弦易辙，西方跨国公司在短暂的彷徨以后，出于“经济人”固有的“理性”，开始抓住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急需转型的时机，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巨大的新兴市场，从而刺激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拉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与这一过程相伴随，世界经济呈现出飞跃性的发展。
然而，当新一轮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赢得人们的肯定性评价时，1994年1月1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那个无数人眼中的又一个“格瓦拉”，率领萨帕蒂斯塔向墨西哥军发动进攻，誓死捍卫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权利，由此吹响了“反全球化”的号角。此后，从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到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从2000年9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到2001年7月的意大利热那亚8国峰会，会场外到处都是情绪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议人群。
无论是萨帕蒂斯塔运动，还是热那亚抗议示威运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为了“反全球化”而走到了一起。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不乏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那样的反全球化斗士，但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大都处于观望之中。现在的“反全球化”参与者主要来自全球化的发源地欧美，[1]这既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
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之缘由
如果说在热那亚8国峰会以前，在西方政要眼里的“反全球化”示威者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话，那么，当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热那亚8国峰会的会场外被枪杀身亡后，人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这种抗议的深刻动因。正如法国总统指出的：“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无论对错，肯定存在某种焦虑、某种困难。对此，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2]
现实地看，“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3]这很典型地说明了“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种种负面效应的集中回应。
——全球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诚然，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客观上有助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能平等地从全球化中受益，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反全球化”者看来，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此说不无道理。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全球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资本的本性是趋利，它当然集中于像纽约、东京这样的利润中心，而不情愿到“先天不足”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正如哥伦比亚总统内斯托·桑佩尔所说：西方得到蛋糕，我们只有面包屑。我们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财富、权利和温文尔雅的享乐，但在全球化的边缘，看到的却是贫穷、饥饿和危机四伏的动乱。[4]的确，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而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经济全球化只能使那些从这个体系中得到好处的与那些“只是被动接受它影响”的人们之间“怪异而危险地两极分化”。[5]而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大发展推动的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全球化”，则又进一步拉大了此种距离。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5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与最贫困的5个国家相比已相差74倍，比10年前增加了14倍；[6]世界个人首富前3位的盖茨、阿其兹·阿勒沙特王子和菲利普·安许茨的资产总额竟超过26个国家、6亿多人口财富的总和。[7]全球化同样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和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化”(Third  Worldization)，即在原来的“第一世界”就出现了贫困化与边缘化（尽管此种贫困与边缘化不能与穷国相比），但同时原来的第三世界却出现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的新富。如作为全球化最大牟利者的美国，也正是西方国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反全球化”声势最浩大的地方。在发达世界，一方面，跨国公司为增加竞争力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另一方面，原有“福利国家”制度在土崩瓦解，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当地居民就把自己的失业与收入下降归咎于全球化。
——全球化引发的政治问题多多。首先，跨国公司的权利膨胀，导致了民主的危机。对此，德国《明镜》杂志有生动的描述：“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8](P13)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扩张，使世界各地都在“复制”美国，由此也引发了世界政治秩序的混乱，因而也难怪有人指责美国推行全球化，旨在使“全球美国化”。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据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的资料显示：1970～1995年，地球即损失了1/3以上的自然资源；淡水指数降低了50%，海洋生态系统指数下降了30%；世界森林面积下降了10%，每年损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9]尽管环境问题与全球化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但近10年加速的全球环境恶化却正好与加速的全球化同步，这不能不使人们把生态环境的恶化归咎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英国《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6日发表《环境污染，穷人受害》的文章说：虽然富人在举行反对环境污染的抗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