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策略(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5-02-24
为地设置悬念见长,并集中了大量叙事技巧甚至语言技巧以推波助澜,其中的激烈曲折动人心魄当然是纪录片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但纪录片的悬念却也自有故事片所不敢想象的,那就是悬念的模糊性与流动性。“纪录片片题最好要有一个动词,纪录片必须是现在进行时,纪录片必须要有过程。”(8)如《寻找楼兰王国》、如《回家》、如《闯江湖》、如《毛毛告状》。创作者以这个动词为据,以现在进行时态来纪录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处于未知的进行状态中,谁也不知道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因此悬念不是如故事片般的具

论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策略

体的一个,而是由不明确的可能出现的一切形成一个悬念流,伴随着过程的推进以链状的形态即时地出现。如在《寻找楼兰王国》中,悬念成为了一个茫茫的概念,跟着摄制组走进在1500年前吞噬了神化般的楼兰王国的大沙漠,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而将寻找到的又是什么,带着一切模糊而又随时都可能改变的悬念,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样的悬念是故事片所不可比拟的。

细节。回忆一下看过的纪录片:《北方纳努克》中女孩吃蓖麻油的神情,《沙与海》中小女孩在沙坡上嬉戏的场景,《阴阳》中阴阳与村干部耍无奈吵架的情形,《舟舟的世界》中舟舟的即兴演讲与时装表演……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永远是这些生动的细节,没有了细节故事将如骷髅一样无血无肉,丰满的人物、生动的故事、深沉的意蕴等等一切就都无从说起。故事片中的细节可以设置,纪录片中的细节只能抓取,因而更要求创作者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并有意识地去发现。

冲突。没有冲突也就无所谓故事,纪录片中的故事也要有冲突。但与故事片中重表层事件冲突(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冲突)不一样的,纪录片更关注的是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等深层次的观念冲突、价值冲突。纪录片的冲突是隐在的,在表层的事件冲突上一般进行自然化处理,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引导观众去体悟深层冲突,而忌讳刻意地强调表层矛盾的激烈性。在《远去的村庄》中,冲突并非没有:员起珍家的二儿子同村长赵子平吵架,冲动之下砸了村里的千年老井;乡政府派干部来调查情况,赵子平被停了职;而这时有人要求要重新丈量各家的地并清查赵子平的帐;小学停课了,刘秀娃家决定搬到镇上……可编导却是对人不对事,并没有对事件冲突大加渲染,而是力求客观的纪录一个过程。他将镜头对准了人,虽然村民们往地上一蹲,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却真实地呈现出了这里农民的生活状态及深层的思维状态和精神状态。在《阴阳》中,故事的背景是宁夏连续5年大旱,粮食极度短缺,人与自然的冲突达到了顶峰;而在阴阳先生本身性格矛盾的展开过程中,我们感悟到的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愚昧的冲突。

人物。在故事中,人物具有自身的二重性:行动元和角色。

“叙事作品中人物对故事来说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发出动作的单位对整个事件进展过程产生的推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动元’的作用。”(9)作为行动元,人物是情节发生的动因;而纪录片本身是不以情节见长的,所以人物虽在纪录片中也起行动元的作用,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表现得也不明显。“人格特征造成的人物自身的同一和独立性我们称之为‘角色’……成功的‘角色’不仅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而且在人物个性中包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揭示出社会生活中某种本质和规律,可产生特殊的认识与审美价值。”(10)纪录片强调思考,纪录片中的主人公既是思考的起点,也是思考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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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起点是具体的,因而纪录片中的主人公必须形成角色,即必须表现出独立的人格特征,是一个个体化的人,而不能只是一种符号、一个类的概念:以中央电视台1992年为宣传市场经济而摄制的《广东行》为例,本来这种主流式宣传化的片子,按照我国的惯例,必然会做成一种以“抽象化的画面+宣传化的解说”为模版的专题片;但是创作者们却一反“传统”地对拍摄对象进行了个体化处理,片中每个人物都是具体的——在具体的时空和环境中通过具体的事件具体的行为凸现出具体的性格具体的心理。

角色不但要有个性还要有共性,承载着共性的人物才能是纪录片中思考的终点: 以孙曾田的《最后的山神》为例,主人公孟金福除了是一个“非常智慧”(11)而充满个性的个体,更是编导所关注的主题——反映鄂伦春人从传统的山林生活向文明的定居生活转换过程中的心理世界——的载体;他是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山神的灵媒),又是一位老猎人,山林就是他的全部生命,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他是迷恋的,而理智则告诉他定居有着在山林中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由此,人物的选取和塑造对于纪录片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三、纪录片的DV化生存。

近几年来,DV这个简单响亮的英文缩写逐渐风行中国,一群DV影像爱好者也随着DV话题的升温而浮出水面。2001年底凤凰卫视中文台《DV新世代》栏目的开播标志着DV开始与电视这一大众传媒联姻。之后,各种DV作品展映、DV影像大赛频频不断。DV爱好者、DV评论家、大众传媒以及DV商家共同推动着DV形成潮流。

而在这股热潮中,DV总是与纪录片形影不离的:大部分DV作品都列属于纪录片。应该说DV与纪录片是天生具有血缘关系的。原因很简单,纪录片的摄制方式契合了DV的个人化操作。DV是个个人化的东西,而纪录片小规模的摄制方式刚好适合进行个人化操作,因此作为个人用DV去纪录生活是最方便和直接的;用DV也可以拍故事片,却要麻烦得多。

1、DV与纪录片语言。

DV原本只是一个技术现象,是一种数码视频摄象机(Digital Video)。它采用数码信号,图像质量达到专业级,声音质量达到CD级;当然更重要的是它的轻便和便宜。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理解DV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形而上的,总要引起人们的观念更新,进而对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以技术为起点,首先将对长久以来形成的纪录片语言法则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论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策略

由于DV的微型与轻便,即使不用三脚架,创作者手持小DV机,画面一样可以拍得很稳。在这里,稳与不稳只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而对于大摄像机,没有脚架要将画面拍稳是很困难的;用脚架的大摄像机是稳了,却失去了自由。而在DV这里,要做到稳而活并非难事,一切的拍摄行为都是如此的自由,许多用大摄像机拍摄时所不敢想象的拍摄方式都变得随心所欲。只从这一形式层面来说,DV就大大拓展了纪录片的语言空间。

当然,更具意义的是DV的个人化性质将为纪录语言开拓的无限空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DV价格的进一步降低,DV最终会如傻瓜照相机一样成为人们的日用品,达到最大程度的个人化。而这种所有权的个人化必将造成DV语言的个人化,每个人都有尝试探索的机会:每一个人拿起DV用自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纪录时,便有了自己的纪录语言;如果只是一次,那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长时间的使用DV进行日常拍摄,则必将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语言体系;而如果有一万人使用DV,则会产生一万种纪录语言。从此纪录片将不再有任何可以规范别人的统一的语言法则。可以想象在DV的个人化背后纪录片语言将会有无穷的丰富性及无限的生命力。DV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影像时代”的开始,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个人的影像书写。由此,纪录片语言由也将进入千变万化的“个性化”时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中间是一个长远的探索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的启动是必须有一批DV创作者在反叛原有的纪录语言法则的同时,有意识地去建构纪录片的DV语言体系。可是今天我们的大部分DV创作者们还缺乏这样的意识。在DV背后纪录片语言风光无限,但路漫漫仍还长远。

2、DV与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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