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建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社会制度迥异于所有当时的其他国家。世界各国文化名人争相访问苏联，以解开围绕着红色政权的谜团。中国知识分子也来到苏联一探究竟，他们目的各异，但都肩负着振兴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来自红色都城的召唤既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实现个人理想的不二选择。
一、接受启蒙
马克思主义虽从20世纪之初就已在中国初步传播，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最直接的认识来自于苏联，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是人类社会的未来，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良药，红色都城莫斯科成为他们心中的圣地。
1920年8月，由于在国内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俄语，对苏联社会主义学说充满强烈探索欲望的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的特约记者被派驻到苏联，为期两年。
访苏前，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非常有限，仅仅是参加学生运动和阅读《新青年》《新潮》《新社会》等刊物时有所接触，“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完全不了解这种理论是如何同古老的俄罗斯社会结合，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并创造出新国家：“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当瞿秋白真正踏上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他的好奇心完全被激发出来，就像孩子一样愿意接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在先后访问了苏联的政府机关、医院、学校、报社之后，他终于理解了无产阶级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担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在苏联破产。
访问期间，瞿秋白亲身参与了苏联的一系列政治活动。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见到了列宁。“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中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会场上各国代表争相发言的热烈景象，演讲中热情澎湃的鼓动和号召，对瞿秋白产生了深刻影响。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出席了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
参会代表团一致宣布抵制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争取远东各国得到民族解放。在1922年11月至12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译员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列宁与各国代表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瞿秋白还给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担任助教和翻译“：瞿秋白同志给中国班的学生上俄文课，担任理论课的翻译。他教书非常认真，热情。
他有病，有时累得脸色发白，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当时中国学生都不懂俄文，俄国教师除去一人而外，都不懂中文。瞿秋白同志像是他们中间的一道桥梁，帮助他们完成了教和学的任务。”1921年5月，瞿秋白成为俄共(布)预备党员，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新闻记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成员。瞿秋白对苏联社会中残存的沙俄时代的弊病也深有感触，但是他也相信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必然会被完全清除：“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葛葛里的《巡按》，俄国官僚社会的肖像，几十年，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凶猛尚且只扫刷掉一些。无产阶级新文学中已有‘新葛葛里’出现，共产党报纸上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呢。”同时他也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的新气象正在一步步向封建残余发起挑战“：奔腾澎湃的热浪在古旧黑暗的俄国内，劳动者的‘生活突现’，就只能勇往直前强力怒发的攻击，具体的实现成就这一‘现代的莫斯科’。他们心波的起伏就是新俄社会进化的史事，他们心海的涵量就是新俄社会组织的法式。”
瞿秋白对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身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东方与西方文明浪潮交汇之地，他自比为“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物”，“现实与浪漫相敌”的“多余的人”。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发誓不作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要成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瞿秋白表示加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从此开辟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瞿秋白身在异国他乡，时刻未曾忘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重任，他访苏的志愿就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苏联的经历使瞿秋白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和勇气“，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他对自己未来的任务已经渐渐明了，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逐渐靠近这一灯塔。在他看来，古老的中国社会也将像俄国那样不可避免地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专制统治国家的阶段。他认为要消灭国家现象，就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因为健康的原因，瞿秋白不得不中断了在苏联的生活，提前返回中国。虽然他只在苏联停留了短短的两年，但他已经锻炼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段经历为他谱写日后的革命人生埋下了伏笔。
二、见证实业
苏联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的政治体制，更在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浙江的五金工人林克多因为法国经济危机于1930年从欧洲到苏联工作，用翔实的笔调记录了他在苏联的见闻。在他的眼中，苏联工业技术、教育文化、社会福利毫不逊色于西方国家，足以成为未来中国的典范。
林克多拜访了苏联科学研究院、列宁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国际列宁学校、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他引用1930年的数据“，全苏联识字的百分数，是六十二又十分之六，比较战前百分之三十三，几乎要增加一倍”。在某些工业区如衣凡诺夫?伏斯聂沈斯克，文盲现象已经完全消失。而对于沙俄时代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央政府也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也注意到了苏联各种学校对入学资格的限制：“先由社会出身的成份而决定。各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学生，大都以工厂，集体农庄与国家农庄的积极分子为最多，他们都是政府机关或职工会联合会保送的。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富农，或贵族与资本家出身的子弟，入学非常困难，即使侥幸录取，也要缴纳很大的学费。由各机关选送的学生，不特全部免费，该选送机关，也照平时的薪资发给，不折不扣。”
苏联教育注重学与用的结合：“各种学校，都与工厂或农村发生很密切的联系。因为苏联政府有两句口号：‘面向生产’，‘面向农村’。这两句口号的意思，就是用全力注意生产与农村。各学校的学生，必须到所学何种职业的机关，切实去学习，使在毕业以后，马上可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
对于苏联正在施行的“五年计划”，林克多从前3年的具体建设进展来看，“不仅在事实上得到惊人的成绩，就是从前说五年经济计划不能实现的各国著名经济学家，也异口同声的说，苏联五年经济计划，至少可以完成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消灭了城市和农村中的失业问题，富农阶层不复存在，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家收入超出预期，工业化水平迅速进步。但是在交通运输能力不足、技术人才匮乏问题上，苏联党政部门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加之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封锁和国内党派的严酷斗争，苏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即便面临国内外不小的困难，苏联人对待节日仍然格外的重视。林克多参加了1931年莫斯科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典礼仪式，他描述了这一天莫斯科街头的情景：“金黄色的晨光，照在大地上，使参与游行的群众们，心坎里格外表现着喜悦的情绪。
电车汽车，满满的坐着游行群众，到他们自己集合的地点去。他们穿着朴素清洁的衣服，与和蔼的笑容。有些胸前挂着劳动勋章，列宁纪念章，以及其他由劳动所获的各种奖章等。……各人都表现着欣欣喜色，确像赴什么同乐大会的样子。”
林克多观看了阅兵式现场，聆听了伏洛希洛夫的演说。伏洛希洛夫在演说中赞扬了苏联人民于斗争和建设中取得的傲人成就，鼓舞人民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演说完毕后，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游行队伍中不时展示出“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打倒官僚分子”等标语，还有五年计划中取得成绩的统计数字。莫斯科的十个区均有自己的演讲台，各区党部派出代表参加，主题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现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等。晚上在马路上和游艺场、电影院内举行盛大的纪念会，播放音乐、歌曲和电影。
林克多对苏联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非常关注，他认为其实质“一方面是对小私有财产者让步，但另一方面，恰是对他们积极的进攻。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一种特别的政策，它消灭城市与乡村对垒的形势，它是弥补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想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方法”。林克多也坦陈了新经济政策的弊端，如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现象没有消失等。五年经济计划实行以后，新经济政策仍然保持，不过已变更了初行时的性质。在1937年的统计中，全国大企业中私人经济的比例仅占百分之七。
林克多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宜继续在工厂劳动，恰逢有参观苏联各地工厂、农庄、矿山的机会，所以他入选了工人代表参观团，在28天内游历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等地的19个工厂和1个农庄以及多处名胜古迹。林克多在总结中说：“这次参观的结果，对于每个代表，影响很大。以我个人说，在大工业区域内，亲见了新工厂之设立，与大规模的建设，及工人群众积极性的表现，将五年经济计划，作为日常工作之日程，自不待言。即农业区如苏联中部与外高加索一带的农庄，现在集体组织之下，新建设处处亦可看见。公共事业之建设，如俱乐部，游艺场，工人宿舍，公共饭厅之类，不论城市或农村，均在积极建设之中。电灯一项，南俄一带最小之小农村中均已使用。实行全国电气化，为期不远了。至于农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与辛勤刻苦的工作，不亚于城市工人。我所见到的工农业群众创造的可能力，与愉快的情绪，恐怕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若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则我可说：‘撼山易，撼苏联工农群众难’。”他感到了苏维埃城市与农村的蓬勃活力和未来的无限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