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态、外部环境与“中国崛起”命题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已经在各种场合引起广泛讨论,恐怕与以下两个事实有关。

  一个就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关于这一点,已经不用多说,实际上,我们谈论“中国崛起”,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判断和命题:中国已经处在与以往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上。而支撑这一命题的,首先就是一些统计数字,尤其是经济增长方面的统计数字,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以往的增长幅度、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变化、中国公民人均收入在近年来的提高等。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机构曾有过报告,说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世界的想象,已居于世界前三名之列,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应该列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不再是欠发达国家;而去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场”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这些统计和这些声浪,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之外,不能不说有夸大的成份,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我们现在胖了,就真以为自己就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胖了。但另一方面,世界其它国家纷纷对中国转换了眼光,认为现在中国在GDP上已经不可小视,这多多少少也的确反映出,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上,无疑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这种进展的势头还在保持着,否则人家也不至于整天到晚对中国大惊小怪。

  第二个,与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上的显著提高相同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与以往相比也大为不同。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八年字,那就是“局部恶化,整体改观”。

  先说“局部恶化”。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冷战成为往事,自那以后,中国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需要如何调整对外战略,曾经引起无数争论。从国际政治的一些行为表现来看,直到“911”事件之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不能不说有所恶化,而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帝国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开始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而这种东西,不仅体现在意图和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战略行动上,典型的就是重新构筑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等。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显得比较紧张。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局部恶化”。当然,在“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基于其政治实用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在某些领域又有所缓和。但从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动向疑虑的存在,肯定还会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的相对稳定因此仍是随机的而非结构性的。所以,中国还得做好未来中美关系又陷入新一轮不和谐的准备。

  与中美关系阴晴不定相比照,从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围国家与组织的关系来说,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又在整体改观。这是我要说的中国当前所处外部环境的另外一面。为什么这样来说?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伊拉克战争后,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进程明显加大,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有了纵横摆阖的更大空间。冷战结束以后,美欧还能不能保持以住那样密切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曾经引来很多人的疑虑,有关的说法很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苏东解体、美欧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双方不可能再保持冷战期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另一种是,美欧两家分亨了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重大的经济安全利益上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合作关系不会因冷战终结而一起结束,因此,不要指望中国能从所谓“美欧分歧”中获得什么战略利益。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十余年的时间来看,我觉得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部分道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约没有消失、相反还东扩了;美国还与欧洲盟友合作,在欧洲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而且,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也基本掌握在美欧两家,欧洲并没有要与中国分享的意思。客观地说,在整个90年代里,美欧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通畅的,这种合作对它们双方都有利可图。

  但这种情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极大改变。如果问去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么我想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所谓“美欧分歧”开始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使用得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明显加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说今天美欧关系弄成这个样子,真的只是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功劳。小布什的政策是直接诱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要看到造成现在美欧关系大破裂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存在、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又一直在蕴量发展,只不过现在是借着伊拉克战争、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而更加引人注目了而已。美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偶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更多的迹象表明应该是后者。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经济利益上的分别,自欧元出世之后就存在着与美元的竞争;欧洲在二战之前还曾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取而代之,今天的欧洲还想恢复往日的文化荣光。因此,往实里说,美欧之间经济利益不同;往虚里说,欧洲自身的历史意志正在复活,这两点都决定了今后的美欧关系不会平静。

  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当然对中国有利。在整个90年代里,中国都在担心遭到美欧两家的联手遏制,但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以解除了。自去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大幅度进展,本身就在说明这个问题,近一段时间欧盟一直在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制裁限制,它就是一个表现。

 



  伊拉克战争不仅导致美欧关系恶化,另外,这场战争本身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战略失误。同样用八个字来概括,美国的战略失误乃是“化友为敌,促敌成友”。化友为敌就是使自己的老盟友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促敌成友,就是使中东地区原先并不团结的伊斯兰世界,目前因共同的敌人美国而加强了团结,一些恐怖组织也加紧了合作共同对付美国。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因此看起来真的陷入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陷入的窘境,就是明摆着的表现。

  美国对外战略的失误,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受牵制力量增多,美国在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因此也大大受限。这样一来,美国就不太可能继续把很大的精力用来遏制中国,相反要与中国达成一些合作,以免战线过多、无力应付。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与欧洲在接近,而美国对中国也稍微放软了身段。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纵横摆阖的空间在扩大。这当然是对中国是有利的。

  其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的变化。

  有理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东亚,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东亚。简单地说,东亚世界已经和正在经历以下三个关键性改变:一是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各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和自主意志大大增强。典型的如最近的韩国国会选举,所谓“386”一代人开始步入韩国政治的前台,这一代人的总体倾向,是更加重视与亚洲的关系而非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亲近度也大于对美国的亲近度。众所周知,现任总统卢武铉,就是靠大喊反美口号竞选上台的。二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其共同行为能力增强。自1967年5个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组织后,目前的东盟已发展为10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并且与东北亚国家间开展了有效的对话协调。东南亚国家开始以某种共同的意志出现,这对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何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它会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中国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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