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反思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在我国已经具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全部进程,都始终伴随着同时期俄罗斯  -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丰饶实绩之中,就有着中国俄罗斯文  学翻译、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者的披荆斩棘之功。回望我国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  的历程,我们深感几代研究者洒下的辛勤汗水,已经浇灌出了一批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  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以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目  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如有的研究者在逐渐看到了苏联文  学发展中的某些局限、缺失和弊端之后,缺乏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  ,基本上把它作为一种“左”的文学在总体上予以排斥。有位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  高校教师在退休以后感叹道:如果我是学英语、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或者早些时候改  换研究方向,无论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恐怕早就不像今天这  样默默无闻了。言外之意,似乎他研究俄苏文学是吃了亏,上了当,因为研究对象本身  就是一种极左的、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与此相对应,一些从事其他语种文学研  究的研究者,在庆幸自己没有误入俄苏文学研究“歧途”,因而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优  越感的同时,更以自己不太丰富的俄苏文学史知识为依据,把它视为一种缺乏艺术性的  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的标本。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俄苏文学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这一文学是他们毕生的事业和  追求所在,曾经维系着他们的青春、理想和无数难以忘却的美好时光。现在,当他们看  到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注:王蒙:《苏  联文学的光明梦》,《读书》,1993年第7期。),不免感到十分痛心。当他们发现有人  要对俄苏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或根据某些他们不熟悉的新资料对他们所熟悉的文学现象  进行重新阐释时,他们感到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重新评价俄苏文学,和把苏  联文学看成是一种极左的文学,并从总体上加以排斥,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他们自己  则热衷于继续对苏联文学进行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将这种文学视为具有高度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新质”文学,并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像他们一样热爱俄苏文学。作为对这  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的一种支撑,在他们的有关言说中,往往伴有对当年阅读苏联文  学作品的动人情景的深情回忆,伴有苏联文学曾经给几代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的生动  例证。
  以上两类研究者的观点,应当说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他们也拥有相同的东西,即他们  从总体上予以排斥、否定或竭力进行肯定、推崇的对象,其实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  以往的苏联文学史著作所论述的那些作品,或者说,至多是半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
  与上述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是,有一些研究者似乎是根据一种“想当然”的逻  辑推理方式,或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出某种缺乏依据的描述,或对某些文学现象与  问题作出某些违背史实的评说。例如,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写道:  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由叶赛宁、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  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注:《百花时代》,山东教育  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种不确切的描述,可能是既缺乏对所列举的作家的  文学成就、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的深入了解,又没有顾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完整进  程,因而给人以似是而非之感。在对某些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说中,情况也与此相似,如  山东大学的一位美学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拉普”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  方法”,曾经“得到高尔基等人的认同”(注:《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报》  ,1988年10月15日。)。这一说法其实是缺乏根据的。高尔基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  形式“认同”过“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相反,他倒是多次严肃批评过“拉普”的  霸道作风和庸俗社会学观点,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受到“拉普”的攻击。另外,还有些人  对高尔基的“晚节”、“人格”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在一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  会”上,有位学者甚至说什么“高尔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大有予以彻底否定之  势。这同样是出于对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境遇和创作缺乏真正的了解。类似的情况,也  出现在对二十世纪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的评说中。
  还有一些评论者乐意采取简单颠倒的观照方式,在解构旧有“神话”的同时试图建构  某种新的“神话”。如有位先生在他编的《重读大师》一书序言中写道:“被某一代人  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  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们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  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注:祝  勇:《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在这  位编者看来,所谓“重读大师”、“重构经典”、“重写文学史”,似乎就是顺应这种  “季节性”变化,像烤烧饼那样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对一系列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  行一次“换位”手术,就完成任务了。饶有趣味的是,某些今天竭力否定和贬低二十世  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的人们,恰恰是过去充分赞美和颂扬过这些作家的人们。遗  憾的是,在前后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甘于寂寞,坐下来认真阅读他们赞颂和指责的  作家。
  无庸赘言,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情况,只是目前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存在  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而不是对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总体状况的概括。对于这  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尝试着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  进一步讨论。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  解之后,再对这一文学作出总体评价,再去评说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再来  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排斥。例如,我们是否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及它的几大板块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是否了解绵延近三十年的白银时代文学,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兴  起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以及苏联时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搁置的作品?应当  看到,以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罗赞诺夫和舍斯托夫为代表的那一代思想家的  文学批评建树,作为巴赫金的直接前驱的维·伊凡诺夫的文学理论贡献,被称为“俄国  象征主义集大成者”的安德烈·别雷从理论批评到诗歌文创作的多方面的成就,布宁以  及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的创作,等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对于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  夫、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等作家的接受和理解,今天的研究者甚至落后于鲁迅、周作  人那一代学者,他们很早就译介过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并受到其影响。还有,我们  对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了解、认识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文学理  论、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等,是否真正了解其来龙去脉,认识它的实质?当我们津津乐  道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远不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把前者连同苏联文学一起作为  极左文学加以排斥时,我们是否想到: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米·布尔加科夫的《  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杰  出作品,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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