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会有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十分现成的答案，因而思想史本身才总是那么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扑朔迷离、变幻莫测，总是要给后人留下那么多、那么大可以从不同视角不断地对其加以重新解读、诠释与写作的广阔余地和空间。而本文在写法问题上，将主要致力揉学术性与世俗化于一体，主要致力于努力将先秦儒家中庸思想尽可能地回归或还原到其具体生发的历史情境之中、话语系统之内，尽可能地恢复和展现其至平且易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地恢复和展现其持续不断的连续性思路，尽可能地描绘其凄婉与壮美，并尽可能地使之与古往今来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命的原色贴得更近。这亦有如《老子七十章》中之所云：“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知否？那就要看个人的识见之力了。

　　其实，所谓先秦儒家及其中庸之道本身，在本文看来，它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既“甚易知、甚易行”同时而又“莫能知、莫能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以及所谓“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的“道”呢？于是乎，这段话大概便可以作为最终启示、支撑和鼓励我们大胆地尝试着这一基本写法，并使之最终得以成立的一条基本理据吧？

　　尽管这一具体想法以及做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说，很可能会被某些人误认为是某种带有某些不切实际、神秘或者理想化的色彩，然而，本文却坚持认为，想法与做法本身一般地总是统一在一起的。俗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在实际上，也许为我们所想到的，最终还很有可能会做不到；而为我们所想不到的，则必将会永远也不可能会做到——这其中所蕴含着的既浅显而又深刻、既熟知而又未必真知，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道理，应当说是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一言以蔽之曰：你思维到哪里，你就可能会做到哪里；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然而，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却远没有那么简单。难道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吗？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想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其实很简单；而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则往往却很复杂。然而我们注意到，当下的汉语思想界，似乎正热衷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正热衷于文化多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以及精神虚无主义——绝对的虚无主义。真不知道，这样的研究到底会有什么意义，除了借此为自己细枝末节的所谓研究“正名”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太琐碎了。

　　注 释：

　　[1]《论语卫灵公》。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后附：陈寅恪、金岳霖先生对该书的审查报告。

　　[3]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

　　[4]参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载《中国文化》第7辑，1992年版。

　　[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2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6]金景芳：《知止老人论学》第321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

　　[8]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

　　[9]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