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稿》中，“劳动”是具有抽象性的，是笼罩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下的，如孙伯鍨先生指出的，当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时候，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劳动，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现实的劳动，而是抽象地理解的劳动，是劳动本身”[6]164。那所谓“真正的人”，指的是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因而最终获得了一种理想社会关系的人。《穆勒评注》与《手稿》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将这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具体化、世俗化，变成了“谋生劳动”。就是说，“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正是由于对“谋生劳动”的界定，马克思迈出了“用历史说明异化”的第一步。[7]⑦

　　可见，把握《穆勒评注》的关键，并非如望月所言，用“社会交往”来补充异化劳动理论的缺失，而是回到“劳动”的视角，去把握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

　　望月一再用“社会交往”来证明他的“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没有看到马克思正在转向对现实历史的批判力量的寻求，无怪乎在他批判雇佣工人异化理论的同时，也失去了马克思的思想中最珍贵的一面——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历史发展中的不公平、不人道的现象的批判，走进历史深处探究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消除的可能性，去寻找人类解放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望月清司从对“自然的异化”的扬弃过渡到“交往异化”的确立，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产生机理的论证是有见地和贡献的，但单纯地强调“交往异化”即“市民社会”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实际上淡化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言就是取缔了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笔者在这里不得不说，这是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服务的，有着过于浓重的目的论色彩，是“把过去倾向于‘剥削特征’的披露变成了解释一般人的‘劳动外化的必然性’和‘类本质’的‘市民社会’规定”[5]22。当然，不能否认，望月的理论体系之完整，运用文献工具之熟练和严谨，以及他将思想研究和文献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⑧

　　注释：

　　①望月清司(Mochizuki Seiji)，1929年生于日本东京，1951年日本专修大学商学部经济学科入学，1956年就任同大学商学部助手，1969年晋升为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75年获得专修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从1989年开始连任专修大学校长9年，直至中途退休为止。望月是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理论在日本享有“望月史学”的美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撰写的唯一的一部专著。这部著作的中文版(韩立新译)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正式出版。

　　②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大纲》“货币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式”的理论，即把人类社会发展表述成为如下三种发展形式：1)“人格的依赖关系”；2)“以物象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格的非依赖性”；3)“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个人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作为他们的社会能力而被吸纳的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体性”。望月受此观点启发提出了一个三段论式的世界历史观：1)本源共同体阶段/形式：未被异化、但发展很受局限的人格依赖关系；2)市民社会阶段/形式：普遍发展、但被异化和物象化了的人格依赖关系；3)未来共同体阶段/形式：普遍发展、且剥去了异化=物象化外衣的人格依赖关系。于是，望月笔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不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迁史，而是“依赖关系”更替史。

　　③在《穆勒评注》和《手稿》的文献学关系上，学界先后出现过三种看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编者的“之前”说，认为《穆勒评注》作为《巴黎笔记》的一部分，写作于《手稿》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5页)。二是苏联学者拉宾和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罗杨的“之间”说，认为《巴黎笔记》与《手稿》是交错写作的，《穆勒评注》写于《手稿》的“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后者甚至提出《穆勒评注》属于“第二手稿”的缺失部分。三是MEGA2第1部分第2卷编者英格·陶伯特的“之后”说，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巴黎手稿》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

　　④比如，张一兵教授采取的是“之前”说，姚顺良教授采取的是“之后”说，而韩立新教授采取的是“之间”说。他们对《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具体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208页)；姚顺良：《从“异化劳动”到“谋生劳动”：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范式结构的开始》[载《2097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论文集》(未刊稿))]；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⑤望月说的《经济学哲学》即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⑥望月参照日本学者森田桐郎的方法把穆勒笔记划分为“第一评注”和“第二评注”：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评注可分几个部分：首先是从该书的第3章“交换”第8节“限制货币的数量”做摘录以及评注，中间又对第九章的第9—13节以及第16节做了摘录，然后对第4章“消费”第2节“年年生产年年消费”做摘录和评注(在《穆勒评注》的结尾马克思还写下了有关地租税的简短评注，但这部分和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无关)。我们按照森田桐郎的说法把前者称作“第一评注”，把后者称为“第二评注”。参见参考文献[1]第82页。

　　⑦关于异化劳动人本主义逻辑的解构问题，张一兵教授认为最早开始于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详细具体的研究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9页)。围绕这个问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展开了一次精彩的学术对话，参见参考文献[8]。

　　⑧对望月的研究特色的总结，参见王代月：《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现——望月清司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第7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