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结构性转换在文化与传媒生产与传播上的表现，就是权力媒介与市场机制的混合，构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与传媒的管理与运作机制，以及官方与民间混合型的文化空间。电视台与图书出版方面情形就如此。

总之，我的大众消费文化观比较复杂，并不完全地、无条件地肯定它的合理性，相反，指出了它们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畸变。在这方面我也显示出与“世俗精神”论者的某些不同，但是与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也不同，我不赞成机械搬用西方批判理论来解释这种弊端。相反，我认为：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对这种“弊端”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像对大众文化的合理性的分析一样。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切实揭示中国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弊端的特殊社会土壤而不是流于抽象的道德批判或审美批判———后者常常诉诸抽象的人性。要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语境，特别是中国的特殊社会体制环境与思想文化环境，来把握中国世俗化的消极面，不应当笼统地把道德滑坡归于市场经济或世俗化，更不要笼统地拒斥世俗精神或大众文化。“人文精神”论者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在批判“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时候，常常笼统地把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世俗化归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然后不加转化地将西方的批判理论（如对物质主义的批判、对传媒霸权主义、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等）用于批判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或者就是进行抽象的人性批判。这样，不但批判的准确性与力度大大削弱，而且不应当地忽视了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

四、新“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