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加以发挥，有的表明态度。比如，1933年，鲁迅在驳斥某些人对手无寸铁的北平大学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赴难”的指责时就引述了《论语·子路》中的话，并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又比如，《清明时节》一文，鲁迅以引述《论语·为政》中的语句作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春秋末期，奴隶主统治瓦解，新兴地主阶级不再服从周礼，不祭奴隶主，鲁国季孙氏不祭文武周公而去祭泰山之神，就是突出的例子。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说这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鲁迅这里引述孔子之言，讽刺了当年国民党官员跑到陕西祭扫文武周公和汉武帝陵墓的骗局，收到了古为今用的良好效益。类似的例子很多，恕不一一赘述。
　　鲁迅对孔子学说中消极因素的批判是严厉的，对其积极因素的拿来、承继、发扬也是自然的，合乎规律的。鲁迅与孔子学说的关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