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一把钥匙。” 同理，隐性的文化情结也是理解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把钥匙。
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或显或隐的文化纠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文化纠缠有时是很明显的，有时则是隐蔽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他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赞许，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运动之初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说：“五方水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注意这里的民族地理主义色彩），“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根本思想”是否哲学？）。接下来他列举了三大差别：“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中西文化两相比较，优劣自见。他次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伦理的觉悟”，实则是指的文化的觉悟，所以他在文章当中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国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当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陈独秀仍然纠缠于文化问题。当然，他此时的文化观已经有所改变，认为“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但是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种“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思路，仍然主张“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他的态度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直到1937年，陈独秀还写了《孔子与中国》以继续发挥其文化观点。文化问题之于陈独秀，实在如影之随形。
李大钊自1918年，开始系统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阅他当时的著述，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被他理解为“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这无论如何是令人费解的。似乎他这里所使用的是最广义的“文化”概念；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几乎同期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所谈的正是中西文化之优劣比较的问题。这是他文化观方面的代表作，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观点。他后来作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对中国现代思想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其实是对他此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一次深度说明，并且跟陈独秀一样带有相当的民族地理主义色彩。他说，由于民族地理环境的不同，“人类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条件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嗇，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这篇文章的落脚点，仍然是东西文化优劣之争：“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其结论就非常明显了：竟然跟自由主义者一样是西化派。
这里我想提起一本久已被人们忘却了的书，那就是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此书恐怕应该算是最早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谈文化问题的专著，批评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章士钊的《农国辨》。然而此书最后一章“西洋是甚么文化之略略的解释”却总结道：“西洋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来解释，简单说，是偏于论理及干涉人的文化，不像中国文化那么注重名分、以尊卑上下贵贱等差之义为实行五伦的人情生活。其所以如此者有（一）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二）种族的先后兴起之遇合”；“（三）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这与上述李大钊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民族地理-民族经济-民族文化。至于这是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实在值得讨论。
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通常被视为他的哲学代表作之一，但我们知道，它的主题其实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尤其是民族文化问题。此文是发表于1940年的一次讲演，原题便是《新民主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它的整理刊载，则是“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 而试图说明“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的。可见文化问题是它的一个重点所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在文章里提到的真正纯粹的哲学问题只有几句：“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而这几句话显然是为证明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真理性服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这是他对“新文化”的第一个规定。文中，毛泽东批判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同时树立了鲁迅作为“在文化战线上……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流露出在文化问题上的深层的民族情结。 毛泽东直到晚年发动了直接针对“文化”的“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或显或隐的文化纠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文化纠缠有时是很明显的，有时则是隐蔽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他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赞许，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运动之初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说：“五方水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注意这里的民族地理主义色彩），“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根本思想”是否哲学？）。接下来他列举了三大差别：“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中西文化两相比较，优劣自见。他次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伦理的觉悟”，实则是指的文化的觉悟，所以他在文章当中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国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当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陈独秀仍然纠缠于文化问题。当然，他此时的文化观已经有所改变，认为“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但是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种“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思路，仍然主张“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他的态度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直到1937年，陈独秀还写了《孔子与中国》以继续发挥其文化观点。文化问题之于陈独秀，实在如影之随形。
李大钊自1918年，开始系统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阅他当时的著述，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被他理解为“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这无论如何是令人费解的。似乎他这里所使用的是最广义的“文化”概念；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几乎同期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所谈的正是中西文化之优劣比较的问题。这是他文化观方面的代表作，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观点。他后来作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对中国现代思想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其实是对他此前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一次深度说明，并且跟陈独秀一样带有相当的民族地理主义色彩。他说，由于民族地理环境的不同，“人类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条件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嗇，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这篇文章的落脚点，仍然是东西文化优劣之争：“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其结论就非常明显了：竟然跟自由主义者一样是西化派。
这里我想提起一本久已被人们忘却了的书，那就是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此书恐怕应该算是最早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谈文化问题的专著，批评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章士钊的《农国辨》。然而此书最后一章“西洋是甚么文化之略略的解释”却总结道：“西洋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来解释，简单说，是偏于论理及干涉人的文化，不像中国文化那么注重名分、以尊卑上下贵贱等差之义为实行五伦的人情生活。其所以如此者有（一）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二）种族的先后兴起之遇合”；“（三）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这与上述李大钊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民族地理-民族经济-民族文化。至于这是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实在值得讨论。
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通常被视为他的哲学代表作之一，但我们知道，它的主题其实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尤其是民族文化问题。此文是发表于1940年的一次讲演，原题便是《新民主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它的整理刊载，则是“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 而试图说明“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的。可见文化问题是它的一个重点所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在文章里提到的真正纯粹的哲学问题只有几句：“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而这几句话显然是为证明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真理性服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这是他对“新文化”的第一个规定。文中，毛泽东批判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同时树立了鲁迅作为“在文化战线上……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流露出在文化问题上的深层的民族情结。 毛泽东直到晚年发动了直接针对“文化”的“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三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这是意味深长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人关于中西对比认识的一种历史性的“深化”：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这就是陈独秀之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谁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内容就是人们所说的“东西文化论战”；我想说的是，“东西文化比较”其实也是贯穿于近代、现代、当代的一个思想主题。至于哲学，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派别，即自由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语境中兴起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整个现代的思想文化、包括我们的“哲学”，都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的内涵的相继释放。那么，这场运动跟哲学是什么关系？陈独秀曾专门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这里唯独没有提到“哲学”。
这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丝毫没有哲学意味。其实，被学者确定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的“科玄之争”，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终结。”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指出，科玄论战的实质仍然是中西文化优劣之争；至少，这场论战的“哲学”维度仍然跟中西“文化”之争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所注定的思想走势，造就了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