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从社会批判的维度对共同文化、电影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哲学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他的文化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共同文化： 社会主义新秩序对资本主义特有秩序的超越。
在威廉斯看来，社会主义只能在成功描述并且顺利介入到社会文化重大变革的过程中，才有实现社会主义重构目标的可能。同时，对社会文化进行有效的研究不但有机会建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且还能丰富文化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他赋予了 “共同文化”( common culture) 一种明确的政治价值取向，即把它与追求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讨论。同时，他还追溯了英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莫里斯、托尼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分析和批判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主义文化观。
威廉斯站在扬弃和发展英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将文化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对工人政党、合作社及工会等带有集体性质的“民主机构”的实践范围，提出“文化不仅只是智识与想象性作品的总和，而且在实质上也是整个生活方式”,①使传统的共同文化观获得社会阶级实践维度的补充，工人阶级文化在此维度下得到“社会的真正基础”②地位： “工人阶级鉴于其地位，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在狭义上生产文化。工人阶级无论是在工会、合作社运动中，还是在政党里，所生产的……文化都是集体性民主机构。”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大众文化是一个基本的、社会性的、共同的集体观念。
因为它创造了表达民主、平等、自由的平台，这些平台又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得民主观念和平等价值深入人心，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最终使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变为社会中的实践。
威廉斯在精英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 “呼吁”建构共同文化，无疑具有颠覆传统，开创新社会的激进主义色彩。不过，伊格尔顿对威廉斯所提出的共同文化思想很不以为然，他批评指出： “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坚信与他充满自信地宣称工人运动是未来社会变革的手段一样，都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
迈克尔·肯尼认为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批评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言过其实”.在笔者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讲，共同文化的提出是威廉斯对 “社会”进行新的思考和重新定义的结果，他强调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交织作用，其中没有哪一个系统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批判把经济和政治领域置于优先地位来思考 “社会”问题，强调社会各系统之间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实质上是要赋予文化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地位。因为研究文化就等同于 “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
只有站在一种总体性的立场把社会存在的每个要素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握当今时代政治的核心： “如果社会主义承认工作与生活---此后也被看做休闲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的差别; 如果社会主义把政治当做政府，而不是共同的决策和管理过程; 如果社会主义仍然把教育看做一种思想训练，把艺术看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社会主义仍然局限于这些方面，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后续形式。”
也就是说，威廉斯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新秩序想要超越资本主义，首要的是要从文化上突破资本主义那种特有的经济和政治的秩序术语，运用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宽广的术语建构一种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如果社会主义不能突破资本主义现有的方式去认识“社会”,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后续”,只是名称上的更换，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广告、营销、电视、电影等公共领域的文化传播逐渐呈现出被统治阶级权威和消费主义占领和控制的趋势。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样： “广告使得报纸在内容上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区分： 广告商的压力使杂志日益分化，他们针对特定阶层的读者出版特定的内容，以便巩固广告市场。”⑦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由经济方面向文化方面推进，同时出现的统治阶级对传播形式所有权的垄断，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形成。
共同文化的形成需要一种民主的、共有的传播体制。威廉斯考察了独裁式的、家长制式的、商业式的和民主式的四种类型的传播体制后提出： “基本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权应该与其使用权向自我经营团体的租贷结合起来，以保证媒体风格与政治观点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并确保反对官僚化的控制。”⑧这一建议却遭到 “右派”们的激烈批判，因为他们提倡更多的自由和责任，而不是控制。当然，这个建议同时也得到 “左派”们的支持，比如，伊格尔顿提出： “这个体制最明显的好处在于，可以避免让一群权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商人政客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资源给我们洗脑---或者更直白点说，向我们灌输他们自私自利的观点，让我们支持他们所支持的体制。”⑨如果说，这种民主、自由、共享的传播体制为共同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机制保障，那么，“情感结构”则直接在传播与共同文化之间搭建了可能的桥梁。威廉斯用情感结构来意指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是双向生成的，一方面，具有浓郁个体差异的不同个体对同一的社会结构和传播氛围具有不同的个人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身处共同时代传播环境下的不同个体又会对同一的外在世界具有相通 ( 或者类似的) 的感受和体验。
二、文化社会主义： 一种以文化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利与弊。
文化是贯穿威廉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核心线索，文化也是威廉斯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精英主义文化并进而走向民主共同文化的 “主要武器”,文化更是实现威廉斯最终学术追求，即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重要方法和主要路径。因此，可以把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一种用文化来反对资本主义，并通过文化来实现政治理想的社会主义，即文化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究竟具有哪些理论上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理论上的限度呢?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面来看，威廉斯以 “文化”为中介力图打破 “决定论”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理论的 “政治化”,赋予文化以 “物质实践”意义，他最终的主旨实际上就是要彰显普通大众的 “主体地位”,正如他所言： “没有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没有一种主导的社会……没有一种主流的文化能够耗尽人类的实践，人类的能力，人类的目的。”
可见，威廉斯主张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来看待社会的各种构成要素，这样就可以促使文化创作摆脱 “被反映、被决定”的被动地位和状态。新兴的工人阶级文化需要在文化斗争过程中反对主流精英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争夺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这种斗争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个体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威廉斯的社会主义研究中，不仅具有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宏观维度，而且还有通过文化来强调普通大众主体性的微观维度，这种把社会结构的宏观描述和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崭新和独到的视角。
在解读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威廉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时代的限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凸显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所以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在工业社会时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人们很少关注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即使关注到也是把文化置放在是政治的 “附庸品”和 “被绑架”的地位上来看待。而关注后工业时代社会问题的威廉斯却把文化提升到时代最具核心的问题上来。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 “判断一种社会现象，比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是不是社会的基础，就是要看一个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问题，那么，经济是基础，如果一个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政治权力问题，那么政治权力是基础。”
对于威廉斯而言，文化无疑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文化就是基础，文化就需要从被决定的地位拯救出来成为社会的基础性问题。而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与政治又是密不可分。罗宾·布莱克伯恩评价说： “威廉斯着作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在其主要着作中都可以找到对当代问题的直接的政治反思。”
戴维·麦克莱伦教授也指出： “在威廉斯的着作中，内含的一个观点是： 工人阶级的文化一向是、并且仍将是民主的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真正体现者。”
可以说，布莱克伯恩和麦克莱伦的判析和评价是很中肯的。纵观威廉斯一生的学术成就，他始终如一地在关注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被忽视被边缘被遗忘的普通大众的价值和尊严的政治权益问题; 他始终如一地以“文化”为利器坚持奋斗在反对资本主义不公正、不正义的战场上。可见，在威廉斯这里，文化与政治突破了那种“依附和上下级”的关系，它们是平等交融的关系，甚至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建构性关系。这为我们在看待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拓展了视野。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威廉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鉴别的方案。威廉斯提出：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感兴趣，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当今是重要的。我们应当在肯定它的激励作用的同时，继续寻找它对作为整体的文化的阐明。”
由于马克思主义运动所具有的 “国际性”特质，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世界各国拥有众多忠实的拥护者，威廉斯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何在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 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威廉斯的文化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今世界，文化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国家都在强调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