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起到巨大的、有益的作用。学术界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始终莫衷一是，而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探究越是深入，就越感觉到反思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理论关系的必要性。我们要理清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关系，特别是费尔巴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马克思，再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还原一个本真的马克思哲学，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的窗口，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以提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解释力。

　　论文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 费尔巴哈 人本主义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他在黑格尔哲学一统天下的德国举起批判的大旗，运用人本主义感性哲学掀起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首次倒戈，马克思认为，他为“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只有费尔巴哈的著作才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一个半世纪以来，费尔巴哈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无法跳过的关键人物之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感觉到反思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理论关系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是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基础上创立新世界观的。这一认识从整体上笼统而正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因而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在具体怎样理解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扬弃和超越”问题上大家却莫衷一是。
　　费尔巴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关系到整个现代性形而上学被颠覆、全部意识形态幻觉被打破的问题，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重大意义的把握如影随形的关联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之真实作用的评估，因此，当我们在哲学存在论的根基处来阐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性时，对费尔巴哈哲学意义的再次评估也就更显得重要了。

　　一、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旧有观念、建立新的信念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曲折发展的征程。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更是在激烈的否定与斗争中不断走向科学世界观的。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的剧烈动荡时期，此时他正经历着哲学上的信仰危机。青年马克思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信仰理性和自由，认为国家和法是理性和自由原则的体现。但是在为《莱茵报》撰稿时期，残酷的现实逐渐打破了他的理性主义幻想，社会政治斗争使他意识到：理性的法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总会彻底失败，物质利益占着绝对的上风。黑格尔的理性世界观不能对物质利益问题做出有内容的判断，在问题的解决方面甚至是无能为力的。
　　就在马克思处于极度苦恼困惑之时，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如一股清泉注入马克思混沌的思维，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理论指针。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用异化的观点来批判宗教神学，创立人本主义异化理论，把人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领域拉回到现实的自然基础之上，把人的本质从上帝和神拉回到人自身。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他认为宗教异化给人间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而消除社会灾难的根本办法就是扬弃宗教异化。人只要能克服宗教意识，就能获得社会幸福。费尔巴哈的这种学说，强调了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概念在社会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的主体意义，这就启发人们把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探讨仅仅围绕现实的人本身来进行，而不能求助于神秘的思辨，也不能抽象的逻辑，或者求助于绝对理性。这样，“人的命运就直接的成为以活生生的人本身为探讨对象的问题”，为处于极度困惑中的马克思提供了批判的根据。
　　费尔巴哈虽然揭示了当时社会中人的命运的一个重要事实——宗教对人的束缚和奴役的不合理性，但是他仅仅止步于宗教批判，并不懂得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的人类本身的异化，因此他就更不会懂得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不满足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认为费尔巴哈过多的关注自然和人而较少的关注社会，因而他尖锐指出不是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将普鲁士专制制度最为其批判的直接对象。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挥，认识到一切异化的源头都是现实的异化，并找到了无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因此，马克思开始了他对市民社会和现实经济的研究，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劳动异化理论做了系统论述，共产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这成为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开始。
　　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虽然使马克思脱离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是，一开始马克思就处于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角度。费尔巴哈仅仅把克服宗教异化当作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这样现实的异化消除后，现实生活却未改变。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把对象当作感性而不是当作感性活动来理解。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这种直观把握对象的直接结果只能把社会中的人当作个体来理解，而无法达到对社会整体的把握，更无法达到对社会客观运动过程的理解，人类历史在他那里只能是一成不变的。而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就始终秉承着他的现实主义态度，正是这种对现实强烈关注的精神使他在理论立足点和归宿点上都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

　　二、费尔巴哈人的宗教异化的观点与马克思人的彻底解放理论的创立

　　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上帝的关系的宗教批判学说。他认为人总要在自己的想象中把人自己的本质异化为某种高于现实的力量，宗教正是这一异化特性的表现。他说：“宗教使人的本质跟人隔离开来。上帝的活动、恩典，乃是人的被异化了的自我活动，乃是被对象化了的自由意志。”只有克服了宗教异化，才能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人性如何复归，人性异化怎样克服？费尔巴哈指出，把人从上帝的绝对统治中解救出来，把对上帝的爱变成对人的爱，人就能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达到人性的复归。这一观念是幼稚的、空洞的。但这一异化概念也揭露了人的个体与类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披露了人与社会的矛盾，这一理论正是青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借以生长的土壤。
　　青年马克思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同样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观点是借鉴了费尔巴哈观点的结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就用人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模式来解释和描绘历史。但他并不止于此，而是把宗教批判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宗教观。首先，宗教是人的精神产物。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而不是人的真正本质的现实性。上帝就是从人分离出来而被表象为一个独立存在物的人的精神本质。其次，对宗教的批判是进行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即，宗教是异化的极端形式，也是任何世俗化过程的起点。只有从彼岸世界即宗教世界里逃脱出来，立足于现实世界，才能在揭穿上帝的本质之后，转而关注现实的人，面向现实社会，深入进行批判。最后，对宗教以及社会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思想的层面，“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当现实与宗教的批判被诉之于客观世界之改变，宗教异化的根源得到彻底清除，对宗教的根本批判才能谓之“实现”。无论是社会还是宗教，其批判与人的自由发展或是全面解放都是无法机械割裂的。惟其如此，至马克思，宗教批判才得以升华，成为社会批判；宗教异化理论才得以发展，成其为劳动异化理论。
　　“劳动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核心和钥匙。”马克思指出，一切异化现象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决定并导致产生了其他一切异化现象。它决定了意识领域的异化，恰如宗教；也导致了政治领域及其其他一切领域的异化，恰如国家和法。这样，各种异化现象如影随形的伴着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异化而产生。如此，马克思超出于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在深入探究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辩证关系随之被论证，而无产阶级重要的革命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面世”。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内在地包含着革命运动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异化问题得以解决，并不是如费尔巴哈所提倡的那样，建立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爱”，而是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政治解放，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因而可见，马克思并不是就异化而谈异化，而是层层分剥，在宗教的批判与现实社会的批判、政治的批判以及法的批判有机地统一的过程中，宗教异化产生之根源被深刻揭露，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随之被揭示，最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现实。这正是马克是高于费尔巴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