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中国书法的文化品性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10-14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中国书法的发展应当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那么,这应是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

  中国书法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保护和传承,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责任,而且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人类文化杰出样式的保存、发展、传承的责任。这种遗产的破坏、扭曲、损害与灭绝,不仅仅是对一国文化的伤害,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这种文化遗产一旦濒危,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甚至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批评、指责、声讨等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荣誉称号,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把双刃剑,是荣誉和责任并存的文化身份。

  中国书法的发展有责任加大向世界人民的传播、交流和共享的进程。“代表作”的身份使中国书法的对外传播获得了更便利、更高端的平台。积极推介、传播中国书法,特别是在海外传播中国书法,是后申遗时代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同时,我们一定要维护书法的历史传承。没有历史传承、没有历史根基者,不能叫“遗产”。中国书法的后申遗之路,绝对不能离开自身的历史,而应该强调和强化与历史的一脉相承。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包含了相当的艺术基因和艺术创作形式。坚持“非遗”原则,并不是完全排斥书法的艺术创新,它所强调的是当它作为“遗产”时,它的主体、主流、主干必须是从传统走来的。没有任何传统根基的书法,不能称之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只能称之为别的什么“艺术”。

  当然,中国书法的传承必须是动态的。这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传统的真草隶篆诸种书体必须依然存活于当代书家的书写中,书法诸体的历史沿袭传承有序、代有传人、代代相传;二是当代书家人才辈出,书法活在当下,书法流传不绝,书法依然为人书写,一切机器的、印刷的、电脑的、设计的、制作的、制造的“书法”或“书法式书写”都不是真正的可以作为“非遗”的书法,至少不是书法的主体。

  因此,书法史的整理、研究、书写必须得到高度重视,书法史中的体裁史、人物史、书风史、书论史、断代史、通史、简史、专史(碑史、帖史)等,都应有专门的研究,汇聚成与书法史本身一样辉煌的史学史书著述。

  应当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钢笔和电脑的时代,毛笔的实用性书写被普遍放弃,书法的传承遭遇了釜底抽薪式的环境变异。我们的书法或书写已经在最近的百年间格局大乱,传统书法不断被边缘化;我们的传统文字也经历了百余年简化字加拼音的冲击,文字的字体、字形、字意已发生极大变化,书法的文字学根基和素材的多样性大受动摇;我们的国学也在百余年间被西学和新知全面取代,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也与传统私塾、书院完全不同,并且两者是替代式、置换式交接,根本没有承前启后的过程;我们的诗、文、画传统也迥异于历史,白话诗崛起后,旧体诗、文言文也随之衰落,印刷品的格式制式也从竖排右起,一变而为横排左起,中国画之书法缺失已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了,书法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依托几近弃绝,书法的历史地位曾一度从历史的最高峰跌落至历史的最低谷。从低谷向高峰攀爬、回归和复兴,其艰难可想而知。可是,当下书界和社会众生,将许多非大家非名手的书法作品抬到很高的地位,使当代书法史黯然无光,使当代书家贻笑历史。书法一百年间遭遇的变局比任何一种中国艺术形式都更加剧烈。因为它是全民性的文化行为,所以它在全民盛行时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具有更强大的根基和人才环境;也因为它是全民性的文化行为,在文化断层尚未填补的当下,也最容易在全民性放弃、全民性喜新厌旧中失落,从而全面衰败。这就是书法艺术的独特的历史悲喜剧。

  那些急于让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人们,往往对中国书法不能轻易地在中西之间广泛交流交往而自卑、自责,甚至自嘲自贱。窃以为,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书法最可贵的文化品质和品性,是中国书法特立独行的标志之一,是中国书法将来为中国文化争得最大荣誉和最广泛尊崇的文化个性。这也是中国书法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后申遗时代最应该坚守的文化特质。中国书法的文化光荣不仅在于它几千年的文明史,更在于它今后几百年几千年对全世界的文化吸引力、征服力。

  所以,中国书法在后申遗时代的发展路径,并不是屈尊低就外人的好奇和满足这种好奇的粗糙粗鄙的书写与书写表演,而是坚守它的文化个性,保持它的文化尊贵与高贵品性,维护它的文化神圣神奇神秘和博大精深。

  论佛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

  自佛教传入中国,僧人、禅师在读经之余常挥毫抄写所读经文,以此来传播佛教的教义和扩大佛教的影响;书法家在临池研修过程中也多涉足佛教,或以此静心养性,或借佛参悟书道,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书法技艺;隋唐之后,佛理禅趣更是大量融入书理之中。纵观中国书法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懂得佛教,就很难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书法艺术。鉴于佛教和书法的这种历史渊源,我现就佛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渗透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佛教在书法艺术的传承方面功德无量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及出现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佛教徒很大的一项工作是写经与抄经。为了传播佛法,一些僧人几乎一生都在抄经;在家的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也发愿抄经,他们有的自写,有的请人代写,长期以来以经文形式留下的书法瀚如烟海。就其书法艺术而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写的《遗教经》,柳公权抄写的《金刚般若经》、《清净经》,释道秀抄写的《观无量寿经》,李煜抄写的《心经》,苏东坡抄写的《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抄写的《文益禅师语录》,赵孟抄写的《佛说四十二章经》,林则徐抄写的《阿弥陀经》,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在这些手抄经卷中,正、行、草、八分、篆各体俱备,成为当今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佛教对书法的保存和传播还表现在刻经方面。由于纸、帛易于损坏,不便保存,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有一些佛教徒把经文刻在山崖或石碑上,尤其是在经历了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浩劫后,佛教徒增加了“末法”思想,发愿石刻佛经的僧徒猛增,经唐、辽、金、元、明、清不断镌刻,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佛经刻石不下百万块,像这样大规模地刊刻佛经,历时又这么长,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这些佛经在保存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保存了书法艺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六朝摩崖刻经,其笔势雄伟,兼有篆、分、真、隶诸势,书法古拙朴茂,浑穆简静,被康有为称为榜书之宗。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石刻,雄浑圆厚,劲健奇伟,自然满足,被多家出版社影印。

  总之,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徒们通过抄经和刻石为保存中国的书法艺术保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佛学对书法家人生观的引领作用至深

  书法是一种艺术,但在中国又不单单是一门艺术,它还是一种哲学。艺术离不开理论,书法艺术也是由书法理论指导和制约的,因此历代的大书法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理论,他们的理论不单是论述执笔、运笔、布白、运气等等技法,而且还涉及到书法家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哲学思想问题。佛教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教派,二千多年来,对我国意识形态内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法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不离外,他们的人生观、艺术观深受佛教思想的熏染,出现了以禅宗指导书法的理论。下面我想通过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的三位书法家的人生观,来说明这一问题。

  王羲之,东晋大书法家,其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魏晋之际,玄学与佛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进而合流。玄学主张“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佛家则主张“真空为体,妙有为用。随法身则万象俱寂,随智用则万象齐生。”这些思想,在玄佛日益合流的东晋时代,一般知识分子乐于接受。王羲之心领神会,移情于翰墨,致使其笔势神气淋漓,尽得妙处风流,从而使其书法在书法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大书法家怀素,唐代高僧,其书法“随手万变,怪雨狂风,隐见莫测。”为历代书家所推崇。他高深的书法造诣显然也得益于佛教。唐初,禅宗思想开始兴盛,士大夫争谈禅悦,在文人中流行“遗文得意,忘义了心”的读书风气。书法家深受影响,竞相以“入于法而出于法”为最高书道。怀素作为僧人更进一步,“刚入于法即跳出法”,以迅疾骇人的速度,从才写成的点画中逃开,逃出章法的约束,逃出文字的牵绊,一面写,一面否认在写;旋即旋归,文字才形成,已被遗弃,被否定,被超越,被推翻。他的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无可争议的位置,可以说几乎全部得益于他对禅宗的彻悟。

  弘一法师,一代高僧,其书法“笔不设计,无矫饰,真我立于字外,含蓄自然中见性情。”有一种经大繁华、大悲忧,达于大平静、大欢欣的境界。尤其是后期书法超脱中含着不能超凡入圣的至情,一片童趣与高度修养相结合的博大深邃。他的最后遗墨“悲欣交集”,脱净铅华,真气流衍,无滞无碍,达到中国书法无态而具众美的最高境界,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得之于他佛根的深厚。

  弘一法师一九一八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寺,一代才人,归于黄卷,潜心研究佛学,弘扬律宗,被佛教徒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把“禅静”融入书法,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以“寂寞战胜寂寞”的无上高度。

  佛教通过影响书法家的人生观从而影响他们的书法艺术,在这三位书法家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就其书法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清晰的。

  我国的书法艺术从商周草创,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发展到极盛,又经宋元明的过渡,和清代的复兴。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书法艺术与佛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为极盛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佛法兴盛时代。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从魏晋开始,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玄学家与高僧不但见识相契,艺术兴趣也相投,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多是清谈名流和高僧大德。宋元明三朝讲究理学,至使书法跌入低谷,只有几位崇尚佛学的僧人、居士传承了书法,如宋代的东坡居士苏轼,六一居士欧阳修,元代的赵孟 ,明代的王世贞等。到了清代,佛教再次开始兴盛,从皇亲国戚到黎民百姓人人拜佛,文人学士参佛盛行,书法艺术也开始复苏,出现了于佑任、释弘一这样的书法大家。

  三、佛教对书道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有书法必然有书理,书理即书道,也就写字的原则。佛教对于中国书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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