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文学教育思想展现了与当时截然不同的新的范式。他的这种以对人的精神关怀为旨归的文学教育取向，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以来注重文学教育实际功用的强力反拨。注重文学教育非功利性的还有蔡元培。由于他受康德道德哲学中“人是目的”的影响，他把“完善之人格”作为文学教育的价值起点。他认为美育(即文学艺术教育)在培养健全人格中具有重要性，但不能直接体现为实用功利。

　　1912年1月，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以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为一体的教育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将“美育”作为“五育”之一写进当时的教育方针，“美育”的提出宣示了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文学艺术教育得以重视。他对“美育”解释道:“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注重美育即文学艺术教育，就是因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性灵，使人摆脱现世的困惑而进入一个精神实体的世界，从而使人高尚起来、崇高起来。他进一步指出，美育“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诱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紧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利害'的勇敢;这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性的陶养，就是不源于知育，而源于美育。”(《美育与人生》)正是由于美育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双重特性，即能归入到人与人关系的群体之中，打破人我之见，祛除在现象世界中种种利害冲突，但又具有超越现象世界的特性，使人生境界得到提升，甚至使人在生死攸关之时表现出舍身忘我的人格尊严。

　　蔡元培的文学教育思想真正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他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命题。

　　他认为一切宗教对现实人生来说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只能对人生产生消极影响，但因宗教又具有美学价值，所以这也是宗教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所在，即使这样，但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在这里他区分了文学艺术教育与宗教的不同，将文学教育引向新的高度去认识，突出了文学教育在人的精神、信仰上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生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在批评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同时，使我们看到了加强文学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虽然他简单地用美育取代宗教，并没有对宗教和美育之间内在的更深层的文化关系的把握以及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不过重要的是他的这一提法能够促进我们增强对文学教育作用认识，特别是其论述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使我们认识到文学教育作用的审美途径，只有在审美中，人才能进入文学所营构的意境，从而摆脱现实的限制，走向人的精神自由。

　　王国维、蔡元培他们试图借助文学艺术塑造国民精神，给予情感慰藉，提升人生境界，揭示了文学教育的真谛。但历史没有选择他们，因为这与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不相吻合，而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仍依稀可见。当今天回望这一风云跌宕的历史时，我们却感到他们对文学教育的论述是如此的珍贵而富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4]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

　　[5]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顾俊:《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台北:木铎出版社，1981年.

　　[7][日]森有礼:《文学兴国策》，林乐知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