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点及灭亡因由时，暴力①现象虽常被提及，但专题研究成果却并不多。国外最早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是西顿(J.W.Heaton)，在1939年出版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暴民暴力》一书中，他对共和国晚期的暴力现象作了编年史式梳理，并将其蔓延根源归于当时罗马城市人口的增加及其结构的变化。但西顿的着作并未获得西方史学界广泛关注和认同。此后，相关研究几乎停滞。直至1968年，林多特才发表了《罗马共和国的暴力》。该书以暴力为研究对象，深入罗马历史传统和思维方式之中，力图挖掘暴力发生的思想根源[1]xiii-xxvii.然而，林多特从观念、法律及制度角度的探析固然有益，但亦无法令人完全信服，因为他忽视了政治暴力背后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根源。相较于西方同仁，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尤为有限，虽然通史类着作常有涉及，但仅限于将其视为共和国晚期众多政治乱象之一而顺笔带过[2]140-243.然而，政治暴力绝非共和国晚期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事物，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是晚期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更体现在它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联。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古典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现象作为分析对象，从经济环境、政治状况以及管控措施三个层面具体考察其泛滥的复杂成因。

　　一、下层民众不满情绪的滋长

　　共和国晚期，罗马在对外扩张方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攫取了大量财富，但不论乡村平民还是城市平民的生存状况并未随之改善，反而日渐艰难，对现实强烈不满，有着改善经济条件的急切愿望。然而，在罗马政治体制中，下层民众缺乏表达诉求的有效的途径，当其诉求无法通过合法程序得到满足时，情绪激动的民众无奈之下采用暴力进行抗争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简言之，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急切的生存需求成为政治暴力发生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以农业立国的罗马，小农是社会主体，土地问题也就成为关乎小农生存和国家兴衰的头等大事。自立国以来，罗马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得了包括土地、钱财和强制劳动力等大量物质利益，绝大多数虽都流入了上层囊中，但作为征服战争的主体---小农阶层也是战利品尤其是土地资源的获益者。前5世纪以来，利用被征服地区的土地资源，罗马不断向小农分配小块土地，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小农破产的必然趋势，缓和了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3]2,41,2-3.据统计，公元前(以下简称“前”)218年以前，罗马将约9千平方千米的土地直接分配给了公民，同时还有近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出卖和处理[4]60.仅前2世纪头30年，面向小农分配的份地达到5万份[1]64.然而，共和国晚期，上述局面发生改变。对于相当部分乡村民众而言，持续的战争更多地意味着灾难而非利益。一方面，由于作战规模不断扩大、时间拉长，大量小农不得不长期远离家园，生产无以为继，被迫破产;而作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上层阶级却以战争收益为基础，大量兼并土地，小农成为直接受害者，其破产趋势进一步加速。另一方面，面对共和国晚期小农的破产，罗马长期不作为。前177年后，罗马实际已停止向小农分配土地[5],大量破产小农长期得不到国家救助，土地诉求和不满情绪皆日益增长。因此，土地问题成为共和国晚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频繁引发政治暴力。

　　共和国晚期，首次触发土地问题的是格拉古兄弟。经过血腥的政治斗争，由提比略·格拉古倡导成立的分配土地的三人委员会，于前2世纪30-20年代之交向部分小农分配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但由于保守分子阻挠，三人委员会的工作很快陷入停滞，大量农民的土地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十年后，盖乌斯·格拉古试图以向海外殖民的方式缓解土地问题，但此举引发了政坛风暴。最终，不仅计划本身流产，他本人及其支持者也惨遭杀戮。此后，前70年，前63年及前60年，一些政治领袖又相继提出土地法草案，但均遭到统治阶层内部的反对而胎死腹中。是时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可从喀提林事件中管窥一二。前60年代后期，喀提林取消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计划得到了大量苏拉老兵和失地农民的响应。“由于贫困和本身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们(埃特鲁里亚的民众)心怀怨恨情绪，因而是十分愿意发动变乱。”[6]134前59年，凯撒甫一上任，便抛出土地法草案。面对执政官比布鲁斯和小加图的执意阻挠，耐心业已耗尽的民众愤而投石回击。虽然凯撒和庞培是该议案的倡议者，但因关乎切身利益，民众也积极参与其中，并以暴力推动了该议案的通过。但该项法案大概也无法满足民众的土地需求。因为是年4月份，凯撒抛出第二项土地法草案，将分配范围限于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父亲，该限制暗示着可供分配土地面积的不足。相当部分农民依然无法依靠城邦救助获得土地。当农村无立身之地时，部分无地农民只好流浪到罗马城，成为身份复杂、规模庞大的城市大众中的一部分。

　　城市大众是罗马平民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除破产农民外，还包含店主、工匠、商贩、有或无技能的劳动者、被释奴及奴隶等各色人等。其中，除了少部分人生活较为殷实外，绝大多数人都朝不保夕。从帝国扩张中虽分得些许残羹，但他们仍挣扎在饥饿的边缘，根本无法过上所谓的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式生活，西塞罗所言的“半饥半饱的卑鄙的民众”可能正是他们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7].不可否认，共和国晚期，官方发放的救济粮规模呈不断扩大之势。对民众生活确有一定补贴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救济粮覆盖的时间和范围有限，该政策始于盖乌斯·格拉古时期，苏拉时期被废止后，至前73年，新法案才获通过，受众虽有4万之众，但仍有五分之四的城市自由平民被排除在外[8]378;前62年，《波尔奇亚法》使受众升至10万人[8]379;前58年，克劳迪乌斯的《谷物法》则将该数字增至30万人;这一数字在共和国灭亡时达32万人[9]55,3.也就是说，前62年之前，绝大多数城市贫民都无法获取救济粮;仅在共和国最后20年，救济粮才达到举足轻重的规模。其次，救济粮不等同于免费粮。在绝大部分时段内，救济粮只是以低于市价的方式售卖。至前58年，才变更为免费发放，而此时离共和国灭亡仅剩十年之期。最后，救济粮的分量有限。受众限于成年男性公民，每人每月5摩的，虽大体可满足单人月需主粮，但人不可能仅靠面包生存，还需油、蔬菜等其他食品。他们就不得不从市场购买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粮价波动势必会牵动着他们的神经。此外，共和国晚期，随着外来人员的急剧涌入，罗马城人口几近百万，粮食需求已无法仅依靠本地区供应，还须从海外调运，长途运输使粮价更易受恶劣气候、海盗劫掠、商人投机等多重因素影响而波动，大众的生存也就更易遭受威胁。因此，粮食问题成为一个极易引发暴力冲突的敏感政治问题。

　　除食物外，不菲的房租和有限的工作机会也加深了城市大众的痛苦。共和国晚期，涌入城市的民众大体依靠租房解决住宿问题。他们的租屋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建筑，内部空间狭窄，生活设施简陋，易塌也易着火。但城市人口的膨胀使供求关系日趋紧张，房租水涨船高。前48年，“在罗马他(凯撒)给已支付2 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即赛斯特斯)的承租人，在意大利给付款达到5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承租人减免一年的租金”[10]20,姑且不论2 000赛斯特斯是否代表着城市大众的一般房租价格，但两个相差四倍的数字无疑佐证了罗马城住宿成本的高昂。从西塞罗渴望将房子租给有能力如期支付租金的房客来看，大部分租客大概都无法按期付款。前64、63及49年有关减轻债务负担的提案与房租欠款问题也不无关系。概言之，对于共和国晚期相当部分城市大众而言，房租成为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然而，共和国晚期城市大众的工作机会却殊为有限。罗马城虽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大最重要的都市，但作为消费性城市，它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始终有限。且绝大部分需要一定技术含量或资金投入的职业几乎都被有技能或背景的被释奴垄断，那些涌入城市却无专门技能的失地农民大多只能依靠临时工作，如港口货物的装卸工、郊区农忙时节的雇工、公共工程的杂工等养家糊口。上述工作机会有限，且皆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更兼工酬低廉，日薪仅为3赛斯特斯。凭借着不稳定且有限的收入，城市大众必须支付包括粮食、房租在内的高昂生活成本，因而粮价或房租的上浮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推向破产的深渊。基于此，不难推测民众生活之艰辛和对现实之不满成为各种政治暴力滋生的内在经济根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机制健全的社会，大众的不满与诉求大体可通过政治体制内部的正常途径加以解决。

　　但罗马共和政体具有相当浓厚的寡头色彩，普通大众政治地位低下，其意见难以在体制内得到尊重。因此，采用激进甚至暴力手段就成为吸引上层注意、维护切身利益的可行方式。易言之，民众参与政治暴力蔓延的背后隐藏着罗马政治表达机制的缺陷。

　　总之，下层民众高涨的不满情绪是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现象蔓延的内在原因。共和国晚期，乡村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城市大众的生存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但罗马政治体制却未为他们提供有效的表达途径。下层民众要诉求获得上层重视，大体只能采取暴力手段抗争，且罗马有关人民正义和自助的传统思想为民众诉之暴力斗争提供了观念支持。正如哈里斯指出，“当政府没有履行职责时，民众可以用诉诸暴力骚动的方式来追求其集体权利。”[11]108当然，民众的情绪可能为政治领袖操控和利用，但即便如此，无论被视为真正人民派的格拉古兄弟，还是动机饱受怀疑的克劳迪乌斯之流，都必须借助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才能煽动政坛风波。

　　二、政治精英间竞争的不断升级

　　“大部分暴力案例源于政治斗争”,“无论是否涉及政治问题，贵族领袖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可能引发暴力活动。”[1]xvi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是精英阶层内部的事务，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罗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据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政治暴力冲突是精英内部竞争的表现和产物，竞争越激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共和国晚期，罗马总体政治构架虽未发生显着变革，但具体政治环境的改变及选举会议、立法会议和审判法庭三大权力机构的某些调整使政治竞争更为激化，从而为政治暴力的蔓延埋下了制度基础，进一步强化着政治精英使用暴力的主观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