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英国著名的港口城市多集中于英格兰东部及南部，西部迟至中世纪晚期才由南至北沿布里斯托尔、利物浦、格拉斯哥一线先后发展起来。在近代英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逐步占据至关重要位置的利物浦，从1206年英王约翰因军事目的为其取名[1]53至早期近代，经济发展滞缓，仅为一个长期被遗忘了的边缘城市。近代以降，它先后凭借都铎王朝时期渐兴的与爱尔兰之间简单的商贸活动，伴随美洲英属殖民地兴起之机遇，参与到大西洋贸易体系，又在工业革命时期服务于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区，成功完成了“起步-成长-全面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并于19世纪成为英国仅次于伦敦的港口城市，及世界重要贸易口岸之一。对利物浦贸易发展史进行探析，尤其是后面两个阶段，不仅能窥见同期其经济腹地乃至英国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变革趋势，还可为经济职能与近代利物浦相似的现今城市发展路径提供史鉴。

　　一、发展因由与契机

　　利物浦港口城市有着极好的自然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人文地理区位。它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斯特郡境内，是内陆河流默西河、欧韦尔河通向大西洋的入海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深水港。其“西经北方海峡，南下圣·乔治海峡，都可通往大西洋，来往于利物浦的船只，可以免受英吉利海峡的拥挤和北海风高浪急的颠簸之苦。”[2]70此外，利物浦毗邻近代英国乡村工业发达的棉麻纺织区域兰开夏和依托岩盐矿的发掘而制盐业迅速兴起的柴郡切斯特，靠近以伯明翰为中心的，主要包括斯塔福德郡南部和伍斯特郡东北部乡村的西密德兰“黑乡”铁工业区，距离前工业时期英国三大毛纺业中心之一的约克郡西赖丁地区的利兹、布雷福德等城市也不远。广阔的经济腹地，加之适宜的自然条件，成为近代利物浦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对于利物浦城市在18世纪迅速成长兴起的缘由，笔者尝试从以下四方面予以探究：

　　首先，交通运输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研究利物浦城市史的学者兰顿认为，18世纪初期英格兰各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仍不是很便利[3]22,直到18世纪中叶，利物浦的进一步发展还要受制于其与英国各主要工业区域的交通[4]256.这种不利条件的改善始于18世纪初期英格兰西北地区的河运改造工程。

　　1720年默西河、欧韦尔河河运(Mersey&Ir-well Navigation)改造提案通过，联结了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两城市;1721年通过了联结利物浦和岩盐产地柴郡的韦弗河河运(Weaver Navigation)改造议案，工程于1733年完成，可通航至温斯福德，1734年延伸至南特维奇，柴郡的盐产品可以便捷廉价的运至利物浦港外销;道格拉斯河运(Douglas Navigation)改造工程于1742年完成，它将威根、里布尔联结起来，使得威根煤炭可由水路运输至利物浦，运费降低许多;由“运河之父”布里奇沃特公爵三世弗朗西斯·埃格顿申请开凿、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主持规划的布里奇沃特运河(Bridge water Canal)于1761年动工、1776年通航，这条运河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奇迹”[5]251.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陆路运输费用是每吨40先令，欧韦尔河流改造通航后运费降为每吨12先令，而此时的运费每吨只需6先令。[4]2571766年、1777年和1792年，又陆续开始建造联结赫尔港与利物浦的大基干运河、利物浦-利兹运河(Leeds&Liverpool Canal)、联结默西河与塞汶河的斯坦福-沃斯利运河等。经过为期半个世纪多的运河改造工程，英格兰西北部乃至全境的内河交通运输条件和能力得以大大改善、提升了。

　　其次，港口城市需要与内地城市相互支持而发展，没有港口城市，内地城市与周围组成的工业生产区就会呈封闭性;没有内地城市，港口城市则无从生存。如前文所述，利物浦的经济腹地一方面可为以货物集散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带来原料进口、制成品出口的贸易，另一方面城市的成长还要依靠腹地工业城市提供的资本支持[6]125.《剑桥英国城市史》的编者彼得·克拉克教授论述道：“利物浦能够在十七世纪中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是充分利用兰开夏南部制服业的结果，其纺织品海外市场已经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7]404汤普森亦说：“18世纪末期，原棉贸易已经成为利物浦众多商品贸易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甚至在19世纪二十年代，棉花成为利物浦港口输入的最有价值的商品，该港进口贸易专门化趋势渐渐明显。”[8]36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认为，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基本上持续不断地标志着整个英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以至于不久前还是英国最大的黑奴贸易港的利物浦，现在成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原棉的重要港口。[9]665西密德兰“黑乡”铁工业区的金属制成品，原初要分别通过南下至布里斯托尔和北上至利物浦两个路径外销，后因塞文河常年淤积，由沃里克郡至布里斯托尔港的输出线路上的贸易规模渐渐缩小，而经斯坦福德郡、什罗普郡到达利物浦港的输出线路，对商人有着河运通畅和费用较低两方面的吸引力，逐渐变得繁荣。再者，斯塔福德郡北部陶器制造业也是促使利物浦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

　　1740年代起，利物浦将斯塔福德郡陶瓷产品运往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逐渐兴起。1759年，韦奇伍德陶瓷业大约每年为韦弗河河运业带来600吨的陶瓷产品，20年后这一数字增长近六倍。[10]127利物浦与英格兰西北工业区互相依存、紧密关联，种类繁多的工业制成品使港口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避免了因单一化而导致城市经贸衰落的危机。

　　第三，近代英国政府推行注重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重视海外殖民地作用的重商主义政策，利物浦与美洲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之间长期保持着大规模的烟草、蔗糖、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直接贸易往来。陈锡文教授认为，“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大致经历了三个高涨时期，第一个高潮发生在1475-1550年，第二、第三个高潮分别发生在1630-1688年和18世纪中叶。”[11]76依其划分，在后两个高潮中，大西洋英美贸易圈无疑占据重要位置，在1780年之前美洲市场向英国提供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进口货，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货[12]61.艾里克·威廉斯也说道：“1750年以前，英国的每一个贸易市镇或者工业市镇没有不和三角贸易或者殖民地的直接贸易发生关系的。”[13]34

　　最后，这一时期英国与欧陆国家争夺海上霸权和欧洲霸主地位的多次战争对利物浦港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利弊两方面的影响，如英荷战争、英法七年战争等。战争致使贸易数量下降、私掠贸易横行的同时，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各港口正常的对外贸易也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甚至一段时间内法国的运输船只都不被允许靠近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借地利之优势继续安全无忧地进行殖民地贸易活动，积累商业资本、发展城市经贸。十八世纪末利物浦港登记的运输船只数量及吨位列居全国第三，到十九世纪中期船只数量增加一倍有余，吨位增长近四倍[7]719.

　　二、贸易立市的利物浦

　　艾里克·威廉斯曾言：“如果说十九世纪是生产的世纪，那么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则是贸易的世纪”.[14]4818世纪的利物浦商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热衷于从事海外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积极为国内工业区域提供生产原料和寻找广阔市场，扩大原有爱尔兰贸易规模，提升在与北美、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大西洋贸易圈中的地位，与欧洲大陆国家乃至更远的地方开展贸易。

　　(一)普通海外贸易

　　爱尔兰是利物浦沿海贸易的主要对象，始于中世纪中晚期，其后略有起伏，王政复辟以来渐趋平稳。无疑，爱尔兰贸易为利物浦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715年从利物浦离港的商船中大约一半开往爱尔兰各港口，仅有十分之一是要到达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十分之一航运至欧洲。[10]129横跨爱尔兰海到达都柏林、邓多克、卡林福德、德罗赫达等城市的利物浦商船数量众多，装载着英国的煤炭、盐、皮革、铁制品、纺织品，运回爱尔兰的农产品、亚麻等。导致这一时期利物浦与爱尔兰商贸数量进一步增强的原因：其一，是18世纪爱尔兰自身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此时都柏林是欧洲发展最为快速的城市之一，其人口数量从1650年的17000人迅速扩增至1800年的168000人。另外，德罗赫达、贝尔法斯特、纽里、伦敦德里等城市也不甘落后向前发展。其二，是本世纪上半叶，英国、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英法战争期间，伦敦商人对美洲商品的需求只能间接通过爱尔兰运至利物浦、再从利物浦经水陆交通运至城内而得到满足。[4]137威廉森在《利物浦商业备忘录》中就写道：战争期间港口的贸易依旧繁荣，港口受到敌军侵扰较小，来自各地的商船都选择在利物浦港口装卸货物。其三，是17世纪70年代，柴郡岩盐的发掘为利物浦与爱尔兰之间的贸易提供了新的商品。1706年利物浦市长西尔维斯特·穆尔克罗夫特曾指出，柴郡盐贸易在利物浦商贸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商人们经营运往爱尔兰的盐贸易对利物浦商会也十分有利。[15]53兰开夏煤炭、柴郡盐贸易被称作18世纪利物浦贸易繁荣的两大支柱，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利物浦的大商人，如彭伯顿家族、基尔达特家族、约翰逊家族以及坎利夫家族等，都同附近地区的采煤业、制盐业有一定程度的联系。[6]159弗朗西斯·海德也认为，利物浦商人对这两类商品贸易的兴趣并不低于后期的三角贸易。[10]126有学者称，18世纪为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大西洋阶段;认为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洲的贸易是整个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一部分[16]6.甚至还有人认为，此时英国商业的重心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远离欧洲，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不断上升[9]669.大西洋英美贸易圈是利物浦在18世纪迅速成长不可或缺的。

　　1664-1665年间，北美、西印度群岛贸易在利物浦海外贸易中的比例仅是2%,而爱尔兰贸易为90%;到1708-1709年间前者比重已经上升为30%至60%之间。[3]15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其《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说，“这个以美洲为重心的‘大英第二帝国'还有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巴巴多斯和嗣后的牙买加。除了三角奴隶贸易以外，食糖、咖啡、烟草贸易也构成了帝国财富的基础，亚当·斯密发现，从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商业，繁荣于苏格兰南部和英格兰西海岸”.[17]29利物浦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以烟草、蔗糖和原棉这类工业生产原材料为主体。前两类贸易起步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前20年由于战争等因素均呈现出些许衰退迹象。后来，经1713年英法签订《乌特勒支条约》，1720年前后伦敦金融业的南海泡沫事件，1721年利物浦市政颁布减轻进口工业原料、出口工业制成品贸易商人的税收征率政策，使得利物浦港的烟草、蔗糖的海外贸易在三十年代得以恢复、继续快速发展。与弗吉尼亚、马里兰、切萨皮克等地的烟草贸易方面：1750年利物浦港口输入烟草的数量是1713年的近六倍;1726-1730年从利物浦输入烟草数量约占大不列颠烟草总进口数的7%,到1750年代上升到12%.同步增长的与牙买加、被视为“英王皇冠上的一颗宝石”的巴巴多斯等地的蔗糖贸易方面：1750年由利物浦输入美洲蔗糖的数量是1713年的近四倍，其在1720年输入的蔗糖数量占英国蔗糖进口总数的4%,1730年代早期上升到8%,1742年达到14%.[18]216蔗糖贸易逐渐改变和提升了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品位及标准，甜味剂的使用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东方的茶叶和美洲的咖啡，为下一个世纪利物浦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