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 》)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 《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 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 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 》),《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 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 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 。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 “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 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 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一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 。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 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 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 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 ,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 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 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 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 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 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 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 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 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 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 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 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 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 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 ,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 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 。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 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 大济生民”,而论证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 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 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 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 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 形式的概括。
      二
  胡三省继承司马光“通史致用”的精神,用一生精力完成了《通鉴注》。他在《通鉴 注》中不仅训音义,考地理,释制度,正谬误,补遗阙,还发议论,抒感慨,在考据与 注释的形式中,蕴含着“经世”的理想与抱负,有着“陈古证今”的功能,为注史之作 开创了新局面。援庵先生身陷敌后时,“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感叹彼 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 《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 胡注表微》二十篇”。[7]陈先生用这段文字说明自己不仅叹赏《通鉴注》的创新之举 ,更赞赏《通鉴注》有“陈古证今”的效用,而身世相近,心情相通的感慨,使自己不 能不继《通鉴注》而作《表微》,以“陈古证今”也。
  陈先生重视《通鉴注》“陈古证今”的功能,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他由早年的反清 志士转而学医救人,再由从政到研究史学,救国拯民的行为从重实际而向“立言”转化 。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海内外后,他治史始终未离“事功”的目的 。刘乃和先生说,“他(援庵)原治乾嘉之学,以考据为主;后治经世之学,注意事功; 北平沦陷时,著重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以尽报国之道,《表微》就是这时所写的 代表作”。[8]可见陈先生因治经世史学,而有在国难中读《通鉴注》,作《表微》的 激情。
  刘乃和先生描述援庵先生写作《表微》时的心情说“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 我援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也正是我援师所亲身的经历;写 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也正是我援师自勉自励的话语。”[8]援庵先生在写作中, 已将自己与胡三省融为一体。然而,胡三省抱忠忱关爱之心,以考订史实“经世”的苦 心,被湮没、误解了600余年。陈先生既与胡氏有异代同悲之感,对此焉能不生叹惋之 情?他在《表微•解释篇》中感叹:“《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 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可谓真隐矣。”这是以胡 氏被人误解为例,提醒后学应务必注意经世史学家在“陈古证今”的形式下,发挥的是 经世作用,不能单论其考据的成就。这自然也是夫子自道。
  《表微》既以“陈古证今”的形式求经世目的,在考证的形式下便闪耀着经世史学的 特点:一是“未尝忘情政治”。陈先生说:“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 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 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9]二是反对读死书。胡三省在《鉴注 》中一再引庄子语,讥讽读死书是只知“古人之糟粕已矣”,对此,陈先生揭示其含义 说,“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10]三是为劝戒之用。陈先生说:“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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