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的挫折迫使我们在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时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与其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成熟的理论构想，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艺术。然而，这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确能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所遭遇的困难。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少数人支持的构想或观点，但仍然继续在知识界和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这里将试图说明目前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新动向。
 一 
 　　我将从一个传统的概念谈起。这个概念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久远，即我要提及政治领域中两大阵营的分野：右翼和左翼。马克思主义坚持了这个概念，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对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他更为人所知的贡献在于为政党代表着社会阶级的思想提供了稳固和持久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既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因而就有了地区性的、宗教性的一类政党，但是这些政党不可避免地都趋向于被分列在右翼阵营或左翼阵营中。 
 　　   
 　　但是，这立刻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两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现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尽管“右派”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而与之相对立、相关联的概念却不是那么清晰。如果我们想要明确描述美国民主党的倾向，或是并不总是与右派的倾向有很大区别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的倾向时，“左派”是一个合适的术语吗? 
 　　   
 　　如果我们假设政党是建立在社会阶级之上的，而且如果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政策通常又十分相似，那么我们就会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产生疑问。在其对当前社会的分析中，仅承认只有一个统治阶级，或是仅承认一种阶级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疑问就是目前某些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背景，我现在就要评介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二
 　　首先我要提到的大人物是布迪厄，他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并在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迪厄提出，存在着两种(相互混合的)阶级的因素，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是指经理、行政管理者、高级公务员和各类知识分子的(社会)“能力”。这种能力自身并不必然是一种真正的知识，而是来自一种等级化权力的(专制)文化形式。这种知识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以及“角色”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与现存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的复杂结构进行再生产。布迪厄于是就以与马克思分析阶级的“经济再生产”相似的思路来分析“文化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复制了社会秩序的文化等级形式，构成一种阶级关系。在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思想，例如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里克·O·赖特的著作中，他就区分了两种才能：经济所有权和职业资格。第二种才能可以用布迪厄的话来解释。 
 　　   
 　　所谓异端的或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常常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即在其思想体系中，对市场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惟一基本概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发展出“组织”的概念作为一个与市场的概念并驾齐驱的基本概念。市场对应着所有权的形式，而组织对应着(社会)“能力”的形式。 
 　　   
 　　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在主张政府管制的重要学派中，还是在美国的激进主义中，我们都能发现不同形式的类似思想。我们同样要提到诸如吉阿德，杜梅尼和多米尼卡·列维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研究了一个半世纪里两大集团——所有者(股东)和经理人员——对社会最高权力的轮流执掌。市场和组织是理性社会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也构成了两大阶级因素。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必须提到另一种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方法，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方法，他在其著作中把社会体系分成两个子体系：市场和行政。 
 　　   
 　　这些对于当今社会科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不同方法，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它们所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互为补充而相互对立的两极。当然，这种两极的划分是与贯穿于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历史的主要对立密切相联的，即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所谓共和主义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个人为其个人利益订立契约的自由，而后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所有人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订立契约的自由。这种法律政治上的自由的两极与理性经济合作的两极是相一致的，同时特别与现代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两极——换言之，阶级的两种现代因素——即市场和组织相对应。这反过来引导我们以新的话语再次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
 　　我们必须注意到，传统的马克思丰义思想中存在着现实的难题。其有关民族国家内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阶级结构”之上的假设，恰恰就是一个。确切地说，这一假设的缺陷在于其对阶级结构的分析。右派的身份特征总是支配生产资料私有产权，而左翼则与工人阶级相联系，代表着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右翼的各种社会力量，追求一种更具社会性和更民主的秩序。这种解释是固定不变的，但是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完全在财产权，即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它还通过一种相互辩证关联的过程，在“组织”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组织被认为是与市场的概念具有同等认识论地位的概念，并与市场概念一起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自己也是这种两极划分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在《资本论》中强调，现代世界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劳动分工”，一方面是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基于联合所有权之上的系统化的组织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中，这两种社会形式是如何紧密地混杂在一起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包含组织(经管者)和资产(所有者)。但是，马克思假设说，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工人也将变得越来越有能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形式相关，因而将变得能够形成一种民主计划的经济体制。如果我们考虑到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主要在工人阶级的压力和推动下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规则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洞察力的确包含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真理。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阶级现象出现了，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 
 　　   
 　　事实上，随着公司的发展，在公司的核心部分，在为资本的市场利益服务中，一种对抗性的文化或社会模式，即组织文化的发展过程随之出现。与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提供了另一种占用和复制社会权力的背景，代表了另一种反射意识的模式和与整个社会交流的模式。市场和组织不仅是两个功能上互为补充的原则，而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是两种“社会形式”，在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中以一种极为复杂与辩证的方式相互渗透，即它们在现代阶级结构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联。
四
 　　如果当今的现代化社会中包含两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政党是如此平常，而这两个政党又都具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特征，并有规律地轮流执政，那么原因就在于在这些社会的深层次上，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建立在两种阶级因素上的阶级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政坛上的两种战略立场，即不同的政治力量、政党或政党联盟将会支持的立场。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都希望执掌权力。从这一关键点出发，一个政党必然会通过与其他极的社会力量建立积极的关系来控制另一种立场。两大政党因而不断地卷入互惠交换和妥协的过程中。它们不断地相互窃取对方的思想和方案、纲领和口号，并利用对方的计划来修改和更新自己的特定计划。 
 　　   
 　　但是，在这两极间仍然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紧张关系和保留某种区别的责任。因此，这些政党的确推动了两极间的对立，以及在合理化和统治的逻辑原则上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