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内容提要: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个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路径和理论指向。本文通过分析两者文化研究的不同路径,最终说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方法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当下借鉴的。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不过长期以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赛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一


     我们知道,自20世纪40—5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包括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不断地认为,技术极端的片面性和消极的视角将成为控制的工具---建立在韦伯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但是从一些倾向可以看出,具有解放和压迫因素的技术批评理论,正在成为可能。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拥有和控制物质生产手段的阶级,实际上也就拥有了控制精神生产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把文化产品放到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加以分析。“……必须将各种文化作品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在某些作品种,是不断变化的消费和接受环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太大分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要关注两种流派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着重叠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又要看到它们各自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研究中的资源意义。在这差别之中,两派互相补充,要求后人提出新的观点,以便在当前的情况下深化文化研究。当今,我们的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大胆质问摈弃政治经济、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能够表现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特色的其他概念。同时,我们也应当尽可能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暴露出来的某些明显弱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社会批评理论仍然有可能成为重新振兴文化研究的必要动力。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的整合,即把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媒介文化的颠覆因素、反抗亚文化及积极大众群结合起来。 前者是法兰克理论,而后者则是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对政治经济的忽略会影响到文化研究,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媒介文化的一般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文本分析及大众对文本的使用。该使用受到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影响,因为媒介产品就像普通产品一样流通和被消费。
     英国文化研究在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体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与它在形成之初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入世精神不无联系。伯明翰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反对经济决定论,而凸现文化及文化主体,尤其是他们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和青少年反社会的亚文化的跟踪考察、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卓越成效。他们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阈限,对阶级、种族、性别做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并能以一种动态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仍坚持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其实,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意义都是多维的,对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现代性批判都有其借鉴价值。 七八十年代以来,如潮的商品包围了我们,资本的全球化切实地影响到个体的生存经验,文化研究者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仅像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所说,由学校、宗教、文艺团体塑造着个体意识,大众文化、传播媒体发挥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之外,更加投入地进行传媒、大众文化研究。他们大胆的借用后结构主义者,诸如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的理论,广泛地采纳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当代的文化研究就像披着一件华丽的外衣,上面缀满了理论界的七彩宝石,希望将更加绚烂多姿的现象世界囊括进这件外衣中,这也许正是当今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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