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内容摘要]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避免重蹈其覆辙，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 西方现代性理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近年来，现代性成了大陆学界的热门话题，社会学、文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争相谈论。现代性之所以更有亲和力，原因可能是人们感到它比后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近些。现代性概念在大陆学界的流行一方面受到国外近年来的现代性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汉语学界学术转向有关，即重新反思传统、关注近现代传统变迁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现代性，就是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西方现代性研究的学术背景出发，围绕近年来国内对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讨论，探讨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及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谱系

    在当代西方学者的使用中，现代性（modernity）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种意义，而且在目前的现代性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分别对应与这三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其意义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经院神学，modern直接来自于意大利语modernus，它是由拉丁语“modo（最近、刚才）”演变而来的。对“现代性”概念颇有研究的姚斯认为，这个词5世纪就存在了，指的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发展的过渡期，当是也出现了古代（antique）和现代（moderni）的对应词。(姚斯的《Literarische Tradition und gegenwat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Suhrkamp, 1970,pp.11—57。详见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或H．Steffen编的《现代性的面相》（下）， Gotingen，1965年，pp.154。见刘小枫《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情绪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提出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现代性的视角，认为现代性概念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中蕴涵的宗教世界观，与特定的时间意识密不可分，即在“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法国，19世纪前半期才开始使用“现代性“（modernite）这个词。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因其强调对“现时”的体验和把握，而具有了在现代性概念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沿着“经验”的路径，就有了本雅明、齐美尔等人建立在对于体验上的对现代性的阐释。与此不同，还有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曼海姆（K.Mannheim）等社会学家从理性分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相似的关注，但彼此又各具特点。这种状况既奠定了之后的现代性研究的基础，又为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

    其实，“现代性”是个涉及多种领域、有多种内涵而又不乏内在紧张关系的概念。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时代概念，古代和中世纪是作为‘新’时代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是其关键词。但现代性这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分裂的和具有内在冲突的概念。”（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见《学人》，第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现代化研究曾经是欧美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现代性研究才逐渐归于沉寂，大有被后现代研究吞噬之势。1976年，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出版，他强烈地谴责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混乱。很快，德国的哈贝马斯就回应了贝尔的呼吁，发表于1980年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左右开弓，批评了贝尔的“老保守观念”，也批评了福柯、德里达等 “法国年轻保守派”对现代性的反对。之后，他在美国的演讲《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也迅速发表，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德法之争”。这样，许多欧美思想家纷纷介入，现代性问题成了多种学科争相关注的焦点，也就出现了现代性研究复兴。全面地梳理现代性的概念不是本文的任务，我这里只想介绍西方现代性研究复兴中的几种主要观点，为论述詹姆逊的现代性思想作些铺垫和参照。

    在当代西方复兴的现代性研究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和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的论述很具代表性。现代指的是“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这些元话语需要求得“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大叙事”（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的支持。现代性就是指依靠元叙事、宏大叙事建立起来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也可具体化为启蒙运动以来关于理性、启蒙、解放和进步等知识体系。现代知识借助于本质主义产生合法性，追求同质化的认识律令、道德律令等方式树立了权威。但应该看到，现代知识需要元话语，而那些元话语又依赖于宏大叙事的支持，借助于同语反复，二者得以共谋并形成了、合法的、权威的知识。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合法化的元叙事机制的衰落，叙述功能也“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装置：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2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因此，现代性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但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上，利奥塔认为，“一部作品只有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照此理解，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行将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处于初期状态的现代主义，这种状态是持之以恒的。”与此相对，哈贝马斯则极力为现代性辩护。他吸收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对社会领域的区分：科学、道德和艺术。他认为，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从18世纪以后，“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具体而言，“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性就成了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利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