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反对“一个参与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方面也没有发生大的变革。泰国的现代化适应是通过改变这些制度中的某些方面而实现的，特别是通过科层系统的理性化以及在中心和统治圈中的参与扩大到众多的群体实现的，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但与旧的群体并没有很大区别。这种对不断变化着的现代条件的高度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国际上所处的相对边陲的地位。[11]
    
    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日本显示了一种独特的特征。它是这样的一种现代化案例：由专制寡头驱动，而且专制寡头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指导和控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既有的框架中吸纳许多新的社会力量。这种独特的特征的形成，也许在于这种寡头本身是革命性的、想进行现代化的，但同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们又把传统的帝国的象征的保留作为自己的基础。这种帝国传统的连续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确切地说，它成为新的国家认同的目标和内容。在新的政治体系中，他们成功地形成了具有弹性的中心制度和集体目标。因此，这些精英虽然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中的创新，特别是极为老练地在政治和行政活动中进行创新，但在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中，也具有同样的取向。由于这些特征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广泛社会群体的支持，使得它能够疏通广泛阶层的某些传统型效忠，并通过科层制的手段将这些阶层结合到新的中心框架中去，实际上并没有授予他们政治权利，至少是没有授予他们有效的政治权利。[12]
   

 五、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及其社会文化基础
    
    新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与前两次存在明显的不同。从历史上看，这三次现代化反应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从表面上看，前两次存在明显的连续性，而第三次则与前两次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次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次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
    
    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建立的秩序中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艾森斯塔德认为，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令人感兴趣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混合物”。新中国政体与中国传统秩序及新传统主义秩序之间的非连续性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新中国政体努力摧毁大部分具体的传统象征、传统阶层和传统组织，形成新型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并建立新型的社会组织。但尽管如此，这两者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某些价值和取向的层次上就更是如此，突出表现在对不同的传统象征和取向的使用，以及对这些象征和取向的支持。这个政体感受到了与传统秩序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某些广泛性的社会与文化秩序中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努力去利用传统的取向，而剔除这些传统取向的许多具体内容，以及这些取向对旧秩序或旧秩序的某些组成部分的认同和联系。这个政体努力将旧体系中固有的动机取向释放出来，同时又按一种新的方式对其内容和基本本体加以改造。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是如此。在国家的作用和集权化的科层系统方面，形成了一种利用以前的职员、知识和组织机构的趋势，但同时又将这些与以前的框架分离开，并对这些因素的自主性加以否定。[13]
   
    为什么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与前两次具有根本的不同，艾森斯塔德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第三次现代化反应在中国不同方向的“改革”和“造反”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系，即在文人和绅士群体的“理想主义”趋势与“秘密会社”和农民的造反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联系，使得绅士群体、某些秘密会社、某些军阀和农民造反者能够超越他们自己有很大局限性的社会取向，去寻求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形成新的、更加广泛的取向。
    
    第二，第三次现代化反应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这样一开始，就没有在国家秩序的改造与社会秩序的改造之间形成很大矛盾，相反，这两方面之间到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互相加强的关系。[14]
    
    以上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中国政体从新的国际力量的冲击中所选择的那些象征和取向的性质，而这些象征和取向又成为新的具有内聚力的精英和改造取向的纽带与目标。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基本取向：一个是“乌托邦式”的公共——整体取向，另一个是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工具——制度取向，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取向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但新中国的许多活动并不主要是以公共——整体取向为基础的，而是主要基于“更理性”的努力，以打破有局限性的传统效忠，激发新的动机，即有关新型的经济活动和组织活动的动机，并反复灌输对新的广泛的社会秩序的效忠意识，疏通被封闭性的群体和组织割断的效忠。[15]
    
    艾森斯塔德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反应存在两个忧虑：第一是如何控制在现代化过程里产生的新的“动机”或取向的问题？第二是如何运用人们对它的效忠来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现代制度建设？他认为困难在于“既有的制度模式与正在形成的制度模式之间的极端不信任，即官员、地区性组织和经济企业之间的互不信任”，也在于“（所有这些组织之中）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存在这样的不信任”。[16]艾森斯塔德强调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互不信任”会严重影响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尤其是社会凝聚力和现代性制度建设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独立的中介制度和组织”或“没有形成任何新的独立的社会群体组织以及这样的社会身份的基础”，会在事实上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的延续，对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会有消极作用。[17]
   
    结论
    
    以色列学者S.N.艾森斯塔德反对“一个社会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的极端观点，他主张重新考察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以便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以中国经验为例进行考察，就是这种重新定位的尝试。他把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分成三期：晚清（或帝国）时期；民国（或后帝国）时期，共和国（或共产主义政体时期）。认为前两期与第三期有明显的区别。第三期则与前两期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前两期对现代性的挑战的适应能力是很低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秩序没有得到制度化的建设，秩序中心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协调控制机构。而第三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成了相当团结的领导集体，而他们有能力运用权力，并努力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又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而且又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秩序。但前两期中国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期，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并没有被感受到，特别是没有被中心制度感受到。对这种挑战的反应，充其量不过感到有必要使现成的秩序适应新的技术和国际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识形态环境。而在第二期，挑战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也就是说，第一期的现代化反应还是传统主义的，而在第二期，现代化反应是新传统主义的。到了第三期，现代化反应虽不再是新传统主义的，但“中国共产党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