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不是代表着一个业已逝去的时代？难道我们的研究不曾揭示，我们千百年来尊奉的价值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不同于西方？既然我们注定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不独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我们就必须承受两种文化的冲突，改造旧观念，创立新价值。
    
    然而，问题也许不那么简单。在传统与现代，固有文化与外来文明之间，并没有一条“非此即彼”的道路可走。西方文明固然卓越，但那毕竟是另一种历史经验，一种与我们的经验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想要回到和固守旧的经验事实上已无可能，那么，想要以某种陌生的经验完全取代我们所固有的一切，同样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移植、转换和更新也无可能。它不过表明，冲突与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绝不可能离开传统而独立地完成。史家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历史上的佛学思想时写道：“释迦之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绝”。①
    
    这是文化移植的必经之途。因此，陈先生又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②只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洋文明的关系，却又不尽是以往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断言，今日支配着国人的思想必定是与传统成功结合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这种“居最高之地位”的思想的性质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融新文化于旧传统，还是化腐朽为神奇？前者是死去的纠缠活着的，是借尸还魂，后者是死亡中获得的新生，是凤凰涅。一个不承认失败，不甘于消解，抱着不死的信念去求生的延续；一个承受失败，甘愿消解，在死亡的煎熬中去求新的生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欲求不死者只是延长和加深了死的苦难，使旧文明的衰朽变得更加不可救治。唯有正视死亡而又敢于冒险的大智大勇者才可能超越死亡，创造出生机勃发的新文明。那将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它不纯是外来的，也不全是固有的，但又同时包容了外来的和固有的。新经验与传统融合，旧传统得到了更新，于是，死亡转化为新生，腐朽转化为神奇。在这样一个获得了精神上新生的社会里面，许多固有文化的因素并没有消除，而是具有了全新的意蕴，变成新文化的创造性因素。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包袱，传统也不再是丑的、恶的，它们是民族独特性的标志，是文明的再生之源。
    
    的确，日本民族醉心于新文化的结果，从来不是传统的失落。这个坚韧的民族在它历史上的紧要关头，经验着绝望与顿悟的时刻，毅然地“放弃了长期爱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的文明”。然而，日本既没有变成中国第二，也没有变成德意志第二或是美利坚第二。它在完成价值重建、文化更新的同时，保持了民族的独特性。
    
    现代新儒家们注意到日本的成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资源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他们以此来论证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甚而展望儒家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复兴。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因为受着自身生存状况的困扰，对历史的解说往往失之偏激，难道这些不应受到纠正？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它们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在最古老的智慧与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联系，现代人往往在古人的艺术与精神里面获得创造的灵感，这毫不奇怪，倒是那些把历史描绘成漆黑一团，一无可取的人才是要受到指责的。然而，在任何一种文明里面，传统的更新都不是无条件的。也许，新儒家们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这里受到几乎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那种一味鼓吹儒家思想现代意义的作法是不负责任的。难道那些在日本乃是再生之源的历史遗产，在我们这里没有成为沉重的枷锁？那些在别人手里的神奇武器，在我们这里不正是腐朽之物？
    
    我们确实应当心平气和地去探究历史，那样，我们就会发现，过去的历史并不就是我们今天现状的预演。虽然那里有过战争和灾难，但是也有信仰与秩序。那是一个真实的文明，至少不象我们今天惯于想象的那般虚伪。这个文明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已呈衰败之象，在西方新文明的挑战面前，它无力反击，只能改弦易辙，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存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以供后来的创造者发掘、享用，这些也同样是事实。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发现自己饱受“传统”之害，那一定不是因为这传统本身就绝对是丑的、恶的，而是因为，由于我们错误的历史抉择，我们失却了创新文明的良机，致使我们的生存状况愈加恶化，而在这样一种没有了活力的文化氛围里面，神奇的也将化为腐朽。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却还没有真正告别过去，它还沉浸在祖先的光荣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确曾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过，但是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获得精神上的再生——并不是因为旧的文明仍具有生命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它业已死去。诚然，我们早已不反对享用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甚至也宣讲科学和民主。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我们还制订了西方式的法典，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制。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还不等于文化的更新。从十九世纪的“中体西用”论，到二十：世纪的“国情”论、“特色”论，我们何时承认过失败，承认过死亡？
    


    我们搬用了西方的制度，却不问其精神所在；我们撷取了西方的思想，却先把它放在自家历史的染缸里浸泡；我们用以自己经验铸造的尺子去剪裁历史，以我们自己的好恶居高临下地去评点西方文明。于是，龙的故土又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一段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为了这种强化或说“文化复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最初提出的理想，虽然天真，却也有几分质朴可爱，在那一刻，我们的文明似乎有了活力。人们集合在希望的旗帜下面，似乎又恢复了民族的自信。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业已解体的文明聚集了最后力量的回身一击。这种反击注定是徒劳的，而且越来越显得滑稽可笑。它没有结束苦难，只是使苦难变得更加深重。它把一个伟大文明的壮烈牺牲，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闹剧。真诚变成了矫饰，豪言壮语只是装腔作势；虚伪是一场无望的流行病，寡廉鲜耻才能够畅行无阻。四十年代出现的道德沦丧，今天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不可疗救。许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固有文化本身的“劣根性”，因而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在文化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这种作法并非全无道理。造成普遍虚伪的强求思想(道德)一致，难道不是古时的传统？大而全，小而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人命运的“单位”，难道不是由三十年代的社会化向古代家族的倒退？思想禁锢、文字狱、权力崇拜、官本位制、身份意识、平均思想、经验主义、守旧习性、草民观念，哪一项没有古代的渊源？只是，所有这些的简单相加并不就是我们的古代文明，今天正压迫着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