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
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与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由于有关的档案文献很少公布于众2，从1947年9月成立至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短短9年的历史却长期处于隐秘状态之中，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是寥寥无几3。直到90年代初俄国档案开放后，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才陆续披露出来4。在此基础上，俄国、东欧和西方学者展开了对共产党情报局历史的颇具价值的研究5，从而把有关冷战形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令人感兴趣的是，学者们看到和使用了大体相同的史料，却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关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一般都认为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种对欧洲共产党施加影响和监督的工具，但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判断。有人强调苏联领导人力图加强自己对东欧占领区的控制6，有人则更看重与莫斯科对西欧战略政策的关系7。有人认为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恐惧导致了共产党统一指挥机构的成立8，也有人指出斯大林提出召集情报会议的问题是在马歇尔发表援助欧洲的演说之前，因而不可能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9。有人指出情报局的建立是为了使苏联情报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10，还有人认为情报局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共产国际11。
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目的何在，与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拟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而非莫斯科对一时一事的反应；斯大林对于是否建立这种国际机构，特别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是随着欧洲事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12。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13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4。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15。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待。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16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17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18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9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20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21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22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23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24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25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26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