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概述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清史的研究，在断代史中，起步较晚。二十年代初，清朝内阁大库建设，摧毁殖的发展，而是阻碍、延缓了经济发展121。还应提到的是，有些盐政研究者利用档案和契约文书对清代的盐业进行研究，如林永匡对长芦、河东、两浙、两广等地盐政的考察，张学君、冉光索对四川盐政的考察，均是如此。
清朝手工业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停顿的研究课题，并常常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22、彭泽益《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场手工业》123和《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124等。学者一般认为清朝前期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中开始了资本义萌芽的孕育过程。商人资本开始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有关论著着重对清朝的丝、棉纺织业、采矿业、造船业、陶瓷业、造纸业、笔墨业、制茶业、钟表业、冶铁业、印染业、制糖业和酿酒业，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详细地研究了清朝手工业发展水平。
清朝的商业和商人的研究也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对清代资本义萌芽研究的深入展开，对商业与商人的研究也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的商业相当发达，商网密布，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皇商（官商）、盐商、行商（十三行）、票号商人等在清朝都有代表性。近年来清史工作者对区域性的商业进行了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25一书叙述了明清商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还谈到商人的活动范围。方行的《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126、来新夏的《清代前期的商业》127、李瑚的《关于清初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几个问题》128、黄启臣的《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问题》129等文，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朝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所起作用，论述了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没有向产业生产投资而把资本流向了土地的原因，以及这种历史倒退带来的后果等。商鸿逵的《清代商介休范家》130和韦庆远等的《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131等论文是专门研究皇商的，他们通过解剖皇商范氏一家的兴衰史，揭示了皇帝控制着皇商的活动，利用不等价的交换方法盘剥官商，甚至把他们压垮。这种制度严重影响着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也有不少论文专门一个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例如，对山西、河南、内蒙、新疆、徽州、扬州、武汉、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商业与商人的活动，从不同地区反映了清朝商业发展水平。
对于国内陆路和海运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也在进一步深入。如郭松义在《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132一文中指出，清朝尽管实行海禁，但清朝的海运业仍比前代有所发展。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无论在规模上或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都远迈前代，只是由于受到内外压力太大，到了近代才走向逆境而衰落下来。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海运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某些部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郭蕴静在《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133一文中，通过论述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而否定了“闭关锁国”的结论。
十二、有关清朝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清朝的学术文化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从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一直到嘉道时期的魏源、龚自珍等人，对中国的学术界影响颇大。清朝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学者从提倡经世致用到研究汉学(朴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独辟蹊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在中国古籍的整理、诠释和考据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清朝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清朝文化具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文化宗主地位，而贯穿中西，早期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进入了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初级阶段几个特点。同时清史学者们还对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展开了争鸣。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满族统治者民族压迫，使人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而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时事，专心考据。即“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134。清朝的考据学的产生“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135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康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大力提倡”，使学者们沉缅于整理国故136。还有人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主要不在康乾“盛世”的经济基础，而应把它放到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它“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学者们并不是沉缅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投身考据之学137。有的人还提出，乾嘉学派按其治学内容和方法，与清朝大兴文字狱并无因果联系。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学术思想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课题广泛。对于清朝的各种学派和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均进行了研究和评议，其中论及较多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念孙、王引之、惠栋、戴震、姚鼐、颜元、李恕谷、阎若璩、方以智、汪中、傅山、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杭世骏、赵翼、邵晋涵、邢澍思、龚自珍、魏源、曹雪芹、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郑析桥、柳敬亭与王翚等人。论著中对这些思想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条分缕析，详加考证辨驳，肯定其精华所在，指出其不足和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课题是前人所未研究的，并且一改过去单纯论人论事的方法，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以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于文字狱的论著较多，多数人指出这是清统治者为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而制造的。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皇帝用以镇慑官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138。
文字狱以康、雍、乾三纲为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经学方面，学者们指出在清代乾嘉时期与朴学对峙者是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他们提倡“大一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在“乾嘉盛世”的背后，统治者危机四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滋长着，而外部又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叩关。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旨在维护封建的专制主义，巩固中央集权139。
关于清朝“汉宋之争”、“汉宋兼采”的研究正在深入，学者们分析了清朝汉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对汉学与宋学之争作了评议。
关于清朝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学家万斯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学术思想及其论著成就的评议。特别是章学诚把方志看作为地方史，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了“
清朝手工业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停顿的研究课题，并常常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22、彭泽益《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场手工业》123和《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124等。学者一般认为清朝前期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中开始了资本义萌芽的孕育过程。商人资本开始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有关论著着重对清朝的丝、棉纺织业、采矿业、造船业、陶瓷业、造纸业、笔墨业、制茶业、钟表业、冶铁业、印染业、制糖业和酿酒业，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详细地研究了清朝手工业发展水平。
清朝的商业和商人的研究也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对清代资本义萌芽研究的深入展开，对商业与商人的研究也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的商业相当发达，商网密布，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皇商（官商）、盐商、行商（十三行）、票号商人等在清朝都有代表性。近年来清史工作者对区域性的商业进行了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25一书叙述了明清商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还谈到商人的活动范围。方行的《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126、来新夏的《清代前期的商业》127、李瑚的《关于清初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几个问题》128、黄启臣的《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问题》129等文，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朝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所起作用，论述了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没有向产业生产投资而把资本流向了土地的原因，以及这种历史倒退带来的后果等。商鸿逵的《清代商介休范家》130和韦庆远等的《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131等论文是专门研究皇商的，他们通过解剖皇商范氏一家的兴衰史，揭示了皇帝控制着皇商的活动，利用不等价的交换方法盘剥官商，甚至把他们压垮。这种制度严重影响着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也有不少论文专门一个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例如，对山西、河南、内蒙、新疆、徽州、扬州、武汉、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商业与商人的活动，从不同地区反映了清朝商业发展水平。
对于国内陆路和海运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也在进一步深入。如郭松义在《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132一文中指出，清朝尽管实行海禁，但清朝的海运业仍比前代有所发展。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无论在规模上或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都远迈前代，只是由于受到内外压力太大，到了近代才走向逆境而衰落下来。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海运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某些部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郭蕴静在《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133一文中，通过论述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而否定了“闭关锁国”的结论。
十二、有关清朝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清朝的学术文化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从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一直到嘉道时期的魏源、龚自珍等人，对中国的学术界影响颇大。清朝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学者从提倡经世致用到研究汉学(朴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独辟蹊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在中国古籍的整理、诠释和考据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清朝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清朝文化具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文化宗主地位，而贯穿中西，早期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进入了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初级阶段几个特点。同时清史学者们还对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展开了争鸣。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满族统治者民族压迫，使人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而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时事，专心考据。即“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134。清朝的考据学的产生“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135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康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大力提倡”，使学者们沉缅于整理国故136。还有人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主要不在康乾“盛世”的经济基础，而应把它放到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它“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学者们并不是沉缅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投身考据之学137。有的人还提出，乾嘉学派按其治学内容和方法，与清朝大兴文字狱并无因果联系。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学术思想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课题广泛。对于清朝的各种学派和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均进行了研究和评议，其中论及较多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念孙、王引之、惠栋、戴震、姚鼐、颜元、李恕谷、阎若璩、方以智、汪中、傅山、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杭世骏、赵翼、邵晋涵、邢澍思、龚自珍、魏源、曹雪芹、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郑析桥、柳敬亭与王翚等人。论著中对这些思想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条分缕析，详加考证辨驳，肯定其精华所在，指出其不足和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课题是前人所未研究的，并且一改过去单纯论人论事的方法，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以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于文字狱的论著较多，多数人指出这是清统治者为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而制造的。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皇帝用以镇慑官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138。
文字狱以康、雍、乾三纲为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经学方面，学者们指出在清代乾嘉时期与朴学对峙者是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他们提倡“大一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在“乾嘉盛世”的背后，统治者危机四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滋长着，而外部又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叩关。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旨在维护封建的专制主义，巩固中央集权139。
关于清朝“汉宋之争”、“汉宋兼采”的研究正在深入，学者们分析了清朝汉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对汉学与宋学之争作了评议。
关于清朝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学家万斯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学术思想及其论著成就的评议。特别是章学诚把方志看作为地方史，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