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侯广纳贤士，争养士人。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思想上，无任何权威束缚，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学识才能、价值取向等等，自由选择认识方式和角度，自由表达个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庄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这一段话，虽然着重悲叹当时天下道术自合而分的分裂趋势，但同时也指出当时天下之人认识和阐述古代道术的自由，即择其所用，论其所思，以自为方。人人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思想，不再受鬼神的左右。人，被大大地书写着。而士人对个人存在的普遍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命的珍惜。如乐毅，忠于燕国，但当燕惠王不信任，以骑劫代其时，担心落下如伍子霄一样的下场，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奔走赵国。又如魏公子盗用兵符，假传君令，杀晋鄙救赵。魏公子知道此已触犯了死罪，于是留于赵国。二是对自我的认可。战国士人几乎无人不游，人人都主动展现自己的才华，积极推销自己，肯定自己。如冯谩主动请缕为孟尝君前往薛地收租;秦围部郭，毛遂自荐，随平原君去楚;阙名《为齐献书赵主》，开篇就夸下海口，肯定自己的才能"臣一见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宝"等等。

　　纵观战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几乎找不到士人因劝谏君王不成，反遭杀害的事例。士人对个人存在的普遍关注，使得士人具有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意识。在劝谏中，他们自觉把对方的心理、品性、喜好、学识等等纳入考虑中，能够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象性强，针对性强。如孟子在回答梁惠王问话时就说"主好战，请以战喻。"《韩非子·说难》也言"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喜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战国书信体文章针对性强，应与士人对个人存在的普遍关注有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