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际。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才智，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

《管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取得政绩，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管子·版法》）。



5、君主应维护社会伦理结构，顺应天意。《管子·牧民》写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客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种社会角色都要有自己的伦理要求，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但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待的，二者之间不仅有纵向的等级关系，而且有横向的情感关系。也就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节，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现代社会虽已没有君臣关系，但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关系，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作者认为“礼”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礼来源于法，是从属于法的，也就是“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因此还要维护正常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君主或者说管理者既要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带动他人，又要在正己而不能正人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他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社会伦理结构和政令通畅、社会稳定。《管子》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辨证的管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的思想和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纯粹的以德服人的统治方式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也是更有实际效果的。

6、管理者应把握好“度”。“度”是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管子》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管子·权修》篇中有这样的叙述：“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里，作者充分认识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已经认识到了失去“度”将会使事物发展由量变转向质变，这是完全符合现代辨证法思想的。

7、君主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管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上与下之间力量的转换、冲突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因此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在《牧民》篇中又有这样的阐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虽然，虽然我们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的这一主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地位。在《管子·形势解》中作者写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可见，管子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转换对政治统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认识到对被统治者施以一定的“仁政”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统治。在这里，《管子》实现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的相辅相成。

8、管理者既要维持稳定，又要不断变革。《管子》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只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变化，在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也就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鲜明的法家的观点，主张在稳定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情况下，一定要依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政治变革。这一思想的辨证性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变革与稳定两个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还更深刻地看到了变与不变两个方面的联系。这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理论来源。当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还是为维护封建君主制服务的，这使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彻底性，这是我们现代管理所应当摈弃的。



9、管理者要法、术、势并用。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管子》非常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写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的“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其实质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

《管子》的这些思想不仅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且初步揭示了所论的管理方法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法与术的相辅相成。法是基础，术是实现法的手段。二、法与势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法才有势，或者说可以获得势。同样，在有势的基础上才能上台立法，制造势，运用术。


三、对《管子》管理观的评价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管子》确实具有丰富的辨证管理思想，总起来看，我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1、不论是否明确，实际上认为人性观是实施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正如孟子从“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一样，《管子》从人性恶、人有不同需要推出了法治。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现代的管理观。2、对人的认识和对人的需要的认识应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这与现代的需要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比较符合的。但是，《管子》虽然重视依照人性来确定管理措施，但是却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人当作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这与现代的人本管理又是背道而驰的。3、《管子》法治的思想较之孔子的“为政以德”、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仁政”“王道”应该说对当时的政治统治来说是更具合理性和更富成效的。但是，由于过于重视君权，把立法看作是统治者统治人民首先要做的事，是统治人民的手段，因此《管子》的法治思想最终将流为“人治”。4、《管子》对于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论述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了现代管理学中的决策、用人、组织、协调、控制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关于管理者应采取的行动方面的提法与现代管理中巴纳德在《组织与管理中》提出的构成领导行为的四要素——确定目标、运用手段、控制组织、进行协调是基本吻合的，至今仍值得借鉴。5、辨证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使得在法制的强制下形成的的较固定的管理模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因而也就更能进行有效地管理，同时也更有发展空间，为以后韩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打下了基础。这种辨证的管理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管子》的这些思想最终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提出的：“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就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就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这是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但也不应苛求，因为我们的原则和方法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参考书目：

《管子·二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著，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成中英 著，学林出版社，1999。
《儒家管理哲学》，黎红雷 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管理思想的演变》，雷恩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