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内容提要：俄罗斯资料的支持，但俄罗斯媒体经常披露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勾结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产权制度结构和政府体制设置的微观制度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层面上，名义上的私有化企业被企业领导人和企业职工等内部人控制，在这种“内部人控制”的企业治理结构下，产权结构重组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样作为“经济转型基础”的俄罗斯私有化产权制度结构调整被阻滞在途中。私有化过程打击了左派官僚势力，加强了政府的政治力量，但私有化的结果却使大量国家资产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能力。切尔诺梅尔金推动的组建金融工业垄断集团的政策以及在这一政策作用下新诞生的金融工业寡头与政府的勾结或对政府政策的牵制，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政策的独立性。一种无效的产权结构和一个低效率、弱能力的政府体制结构，这构成了转型期俄罗斯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在这一制度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从旧的计划官僚制度中蜕变出来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他们主宰着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利益分配格局。
在微观的市场产权交易制度层面上，垄断力量利用从政府那里获得的交易支配权，实际控制着产权交易和重组过程。掠夺性交易和暗中操纵打击了弱小的微观市场主体，隐意性非法交易阻碍了有效的合同执行机制的形成。
第二、俄罗斯1992—2000年非效率制度结构的一般特征。
1992—2000年俄罗斯非效率制度结构的一般特征是其相对稳定性。1992—1993年俄罗斯处于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制度阶段，市场制度建设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还未能启动，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真空。除此之外，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初，俄罗斯的市场制度结构尽管在发生着实施机制的悄悄的变迁，但总体制度结构框架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制度结构一直表现出恒定的非效率特征。
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宏观的制度环境、中观的制度规则和微观的制度安排。宏观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宪法秩序。随着政治自由化改革的完成和新宪法的颁布和实施，俄罗斯已经明确确立了资本主义宪法精神。但实质上，新宪法确立是“有自由但没有民主”的总统集权宪法秩序。叶利钦的总统权力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加上他过于沉溺政治权术和个人权威，导致他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对于社会来讲具有随意性的政治行为（如政府总理的撤换），严重削弱了人们进行市场交易的稳定预期。中观层次上的制度规则设置，199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很快成型。但依法行政和按国家颁布的规则行事，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奢望。中观制度层次的无效率或无能力（如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政治领袖人物政治意志的贯彻，也影响着社会合同的执行。在微观的企业制度安排层次上，形式上的私有化和实际上的企业重组滞后，意味着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俄罗斯制度结构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把转型期的俄罗斯制度结构概括为“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是合适的。这是一种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它不但没有明显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反而延迟了俄罗斯经济的复苏。
五、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未来走向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结构特征是缺乏效率。但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群体必然会抛弃那种没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去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在宪法秩序已经改变，制度环境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广泛的方案“选择集”的情况下，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均衡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这种非效率制度结构的相对均衡会不断被打破，从而制度结构会不断演化，直至实现经济转轨对制度结构的效率追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预期，俄罗斯在具备了突破非效率制度均衡的条件后，会克服转型性经济危机，走上复兴之路。第一，从政府角度看，2000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实际提供了澄清中央权力结构的契机，依照宪法规定程序完成的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为各派力量所接受。这是推动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第二，从社会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角度看，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长期的经济危机使民众的社会生活福利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积累了要求改变现政策的强烈要求。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必须反映民意，推动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俄罗斯经济转轨和制度调整的进程被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和影响，是造成制度结构演化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根本原因。这种政府政策被寡头左右、长期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状况已经严重危及到政府存在的社会合法性。为了寻求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支持，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寡头，实现政府独立。普京执政以后，对寡头干预政治，操纵政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严厉打击了垄断寡头势力。这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又一有利因素。
以上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有效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都有利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困境。
与此同时，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回升，促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绩效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开始完善，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条件。而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也为进一步完成经济转型任务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持。在引导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问题上，俄罗斯政府仍面临许多难题。然而，宏观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和微观经济活力的逐步提高已经预示着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结构已经向效率均衡方向演化，同时也为制度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创造了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俄］A·布兹加林 & B·拉达耶夫：《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著：《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3．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D·穆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99年版。
5．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马歇尔·戈德曼著：《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7．杰弗里·萨克斯、杨小凯：“俄罗斯的宪政转型”，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3日第四版。
8．盖达尔：［俄］《转型时期的经济1991-1997》（俄文版），莫斯科1998年版；
9．[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10．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卷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9页。
11．Milan Nikolic. “Money Growth-Inflation Relation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2, 2000.
12．Jerhard Schüsselbauer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sited”, Europe-Asia Studies, Vol.51, No.1, 1999.
13．Vladimir Mau(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P.9~64.
在产权制度结构和政府体制设置的微观制度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层面上，名义上的私有化企业被企业领导人和企业职工等内部人控制，在这种“内部人控制”的企业治理结构下，产权结构重组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样作为“经济转型基础”的俄罗斯私有化产权制度结构调整被阻滞在途中。私有化过程打击了左派官僚势力，加强了政府的政治力量，但私有化的结果却使大量国家资产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经济能力。切尔诺梅尔金推动的组建金融工业垄断集团的政策以及在这一政策作用下新诞生的金融工业寡头与政府的勾结或对政府政策的牵制，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政策的独立性。一种无效的产权结构和一个低效率、弱能力的政府体制结构，这构成了转型期俄罗斯制度结构的主要特征。在这一制度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从旧的计划官僚制度中蜕变出来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他们主宰着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利益分配格局。
在微观的市场产权交易制度层面上，垄断力量利用从政府那里获得的交易支配权，实际控制着产权交易和重组过程。掠夺性交易和暗中操纵打击了弱小的微观市场主体，隐意性非法交易阻碍了有效的合同执行机制的形成。
第二、俄罗斯1992—2000年非效率制度结构的一般特征。
1992—2000年俄罗斯非效率制度结构的一般特征是其相对稳定性。1992—1993年俄罗斯处于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制度阶段，市场制度建设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还未能启动，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真空。除此之外，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初，俄罗斯的市场制度结构尽管在发生着实施机制的悄悄的变迁，但总体制度结构框架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制度结构一直表现出恒定的非效率特征。
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宏观的制度环境、中观的制度规则和微观的制度安排。宏观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宪法秩序。随着政治自由化改革的完成和新宪法的颁布和实施，俄罗斯已经明确确立了资本主义宪法精神。但实质上，新宪法确立是“有自由但没有民主”的总统集权宪法秩序。叶利钦的总统权力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加上他过于沉溺政治权术和个人权威，导致他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对于社会来讲具有随意性的政治行为（如政府总理的撤换），严重削弱了人们进行市场交易的稳定预期。中观层次上的制度规则设置，199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很快成型。但依法行政和按国家颁布的规则行事，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奢望。中观制度层次的无效率或无能力（如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政治领袖人物政治意志的贯彻，也影响着社会合同的执行。在微观的企业制度安排层次上，形式上的私有化和实际上的企业重组滞后，意味着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俄罗斯制度结构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把转型期的俄罗斯制度结构概括为“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是合适的。这是一种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它不但没有明显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反而延迟了俄罗斯经济的复苏。
五、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未来走向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结构特征是缺乏效率。但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群体必然会抛弃那种没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去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在宪法秩序已经改变，制度环境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广泛的方案“选择集”的情况下，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均衡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这种非效率制度结构的相对均衡会不断被打破，从而制度结构会不断演化，直至实现经济转轨对制度结构的效率追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预期，俄罗斯在具备了突破非效率制度均衡的条件后，会克服转型性经济危机，走上复兴之路。第一，从政府角度看，2000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实际提供了澄清中央权力结构的契机，依照宪法规定程序完成的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为各派力量所接受。这是推动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第二，从社会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角度看，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长期的经济危机使民众的社会生活福利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积累了要求改变现政策的强烈要求。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必须反映民意，推动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俄罗斯经济转轨和制度调整的进程被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和影响，是造成制度结构演化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根本原因。这种政府政策被寡头左右、长期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状况已经严重危及到政府存在的社会合法性。为了寻求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支持，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寡头，实现政府独立。普京执政以后，对寡头干预政治，操纵政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严厉打击了垄断寡头势力。这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又一有利因素。
以上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有效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都有利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困境。
与此同时，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回升，促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绩效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开始完善，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条件。而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也为进一步完成经济转型任务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持。在引导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问题上，俄罗斯政府仍面临许多难题。然而，宏观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和微观经济活力的逐步提高已经预示着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结构已经向效率均衡方向演化，同时也为制度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创造了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俄］A·布兹加林 & B·拉达耶夫：《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2．青木昌彦、奥野正宽著：《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3．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D·穆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99年版。
5．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马歇尔·戈德曼著：《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7．杰弗里·萨克斯、杨小凯：“俄罗斯的宪政转型”，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3日第四版。
8．盖达尔：［俄］《转型时期的经济1991-1997》（俄文版），莫斯科1998年版；
9．[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10．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卷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9页。
11．Milan Nikolic. “Money Growth-Inflation Relation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2, 2000.
12．Jerhard Schüsselbauer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sited”, Europe-Asia Studies, Vol.51, No.1, 1999.
13．Vladimir Mau(199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1985~1994.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P.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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