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人主要是通过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着作而开始了解并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产生兴趣的，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中国学者对历史学研究历程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进步惊人，这不单是西方史学家努力的结果，亦是整个西方文化进展的产物。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发生的变化影响到每一个文化的浸沐者和传播者，一切学术思想皆因之而产生剧变。与此同时，曾经诞生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大批杰出史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至近代已面临严重史学危机，历史研究基本脱离实际，研究理论与方法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人才匮乏，成果寥寥。自此，中国史家开始了任重道远的史学复兴之路。由于笔者对这一时期港台地区的史学研究所知甚少，故本文未涉及同时期港台史学的发展脉络，是为遗憾。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的探索
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力主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海国图志》一书详细研究了西方各国的长技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艺术、宗教等，企望引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海外实情的认知，提出许多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主张。鸦片战争以后的“末世”局面，令魏源认识到当务之急不再是“师夷”，而是抢救封建政权，为此，他撰写《元史新编》，希图以元亡之鉴，告诫清廷统治者。龚、魏二人的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积极影响，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如张穆、何秋涛、洪钧等人，遂应时势之需致力边疆史研究。因了以上各家的努力，我国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新气象。
康有为未曾写史学专着，但他为维新活动所撰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反映出其史学思想。章太炎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史，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他，深刻认识到欲“寻求政术”，必“历览前史”，遂撰《史学略说》一书，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并非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亦非“颂古非今”，引导人向后看，而应“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向前看。
1902年，梁启超针对旧史学“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有今务”、“不知有理想”的弊病而发起“史界革命”，提出史学和史学家的任务，开始廓清新旧史学的界限。他理想的中国史应包括“智力”(指思想史)、“产业”(指经济史)、“美术”(指艺术史)、“宗教”、“政治”这五个方面。在治史方法上，他主张“纯客观研究”，反对“强史就我”，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他还主张专门史与通史要分工合作，并竭力提倡历史统计学，认为它“是研究历史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
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的《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从西方社会学引入“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饮食等均列有专题论述;柳的《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专史。上述着作系我国近代史学第一批学术成果，价值尤可珍贵。
1943年，钱穆质疑胡适等人提倡的“新史学”，在《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中，提出自己的“新史学”，他的“新史学”，其实亦即司马迁“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也”。
二、吸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
中国历史学人主要是通过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着作而开始了解并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产生兴趣的。19世纪后半期西方盛行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20世纪初不少社会学着作译介到中国，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等。另有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着作，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等。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对中国旧史学“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挑战，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将之作为叩问历史谜题的钥匙。
20世纪初，中国大批学生赴日本和欧美留学，留学生把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论着译成中文出版，促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呈现吸取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的论着，编译有《史学概论》。1903年，实证主义大师柏克尔(H.T.Buckle)的名作《英国文化史》的部分章节，也有中文译版。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中国学者看到中西学术差距甚大，遂决定向西方史学学习。蒋梦麟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泥古”风盛，应像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以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不少颇富学术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名着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李思纯译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何炳松译美国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史》等。
中国史学人士感到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后，“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中国史家撰写的史学论着亦随之问世，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朱谦之《历史哲学》、杨鸿烈《史地新论》、何炳松的《通史新义》、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等。这些着述从不同角度介绍并讨论了欧美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信奉美国“新史学”理论的何炳松等，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状况，提出“建设中国新史学”的口号。“五四”前后，史学界亦吸收传入中国的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如美国杜威(J.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Russel)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等。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尤为深刻，到1930年代末，中国学者有20余部颇有价值的文化问题的专着问世。朱谦之在《文化哲学》中论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与“文化与文明”等问题时，较详尽地探讨了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所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即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英国着名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的着述，也在抗战时期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开始接触到来自留日学生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留日学生马君武在其文末列有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着作书单，涉及《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对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简要评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神髓》等论述唯物史观着作的部分章节，也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相继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拓展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空间，亦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则是全面译介、宣传和学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及研究实践，对一些具体历史研究问题，几乎全盘吸收苏联学者的观点。例如，在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的《历史问题译丛》，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理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版)和《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受苏联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热烈争鸣讨论，并批判胡适、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历史观。
中苏关系交恶后，196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目标。于是，以此为契机，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被陆续系统地介绍至国内，取代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全面影响的苏联史学及理论。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着选》及其他西方史学名着的全译本或选译本出版，一些着名史学家开始深入研究西方史学，并有重要成果问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习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进入新阶段，其特点是：第一，进一步明确了振兴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目标，必须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在内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第二，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广度，远远超乎前两次，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改变了过去仅局限于对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第三，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亦堪空前。20世纪20~40年代，主要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五六十年代则是全盘接受苏联学者观点，彻底否定文化形态史观;1980年代以来，不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了文化形态史观，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其他主要问题，如历史规律性问题、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近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和现代西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等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四，中外史家交流日趋频繁，中国史学研究走向世界，中国学者对海外史学的了解，远胜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
三、关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规律的思索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历来不乏争议，这涉及到历史的科学性和诗学性，因为历史既有实证的一面也有经验的一面。中国史学界自新史学产生以来，对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亦怀有极大兴趣，有人认可历史学的科学性，有人持否定态度，而认为是艺术或其他，还有人认为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不少学者对史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重又兴起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西方学者自维科(G.Vico)、兰克(L.V.Ranke)、克罗齐(B.Croce)到海登·怀特(HaydenWhite)等，都对历史的科学性与诗学性发出过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