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春秋》性质讨论之二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摘  要:孔子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春秋》都不是历史学著作。

关键词:杜预;“经承旧史”;孔子;《春秋》;经今古文之争 

一、杜预“经承旧史”说之批判 

       孔子《春秋》一书的性质,是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一个共通性错误。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第29页)李宗侗认为:“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2](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2](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教本》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3](第16页)此外如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5]等著作均持此论。导致上述误解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西晋学者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杜预(222—284),字元凯,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文帝时尝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后转参相府军事,任镇西长史等职。据《晋书》本传记载,“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6]。除《集解》、《释例》外,《春秋左传序》(亦名《春秋序》)是杜氏研究《春秋》问题的又一重要论著。

       《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杜预进一步解释道:“《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又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7]

       据杜氏说,《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史书记载失实(“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乃依据有关资料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孔子因鲁史策成文”),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将上述思想总结为“经承旧史”四字[8](第3页),可谓精当。

       “经承旧史”说以《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否定了自从孟子、司马迁以来关于《春秋》非史的传统看法,实际上,这一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孔子《春秋》虽以鲁史《春秋》为依据,但或笔或削,绝非简单继承。《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其中“知我罪我”之说,尤见笔削前后,《春秋》面貌已全然不同。

       《春秋》不是旧史的简单继承,尤其表现为其中蕴涵了作者全新的政治理念。《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说诸侯史书异名而同实,孔子《春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其赋予深义,《孟子》原文堪称自然明白。杜氏引这段话说:“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7]删去孔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语,顿使文义大变,可谓断章取义。孔子所谓“义”并非“史义”,《春秋》的删削动机及价值可以为证,《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就价值而言,孔子作《春秋》堪与大禹、周公的功业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表述略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的话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同篇又引孔子语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由此可见,杜预以《春秋》为旧史之续的说法不足凭信。

       其次,《春秋》大义为孔子所创,与周公无涉,杜氏以其义例源自周公的说法同样出于附会。关于后者,杜氏用“韩宣子适鲁”之事以证成己说,“韩宣子适鲁,见《易》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7]此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年,原文如下:“春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 ,且告为政 ,而来见 ,礼也。观书于太史氏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杜预注 :“《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又云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旧典、礼经。”并借此推论说 :“韩子所见 ,盖周之旧典、礼经也。”[9]实际上,作为周公旦始封之国,鲁国无论在文化气象还是治国理念方面都深受周公影响,乃是韩宣子赞誉鲁史兼及周公的真正原因,此外别无深义,杜预据此得出《春秋》继承"周公之遗志"的结论,显然属于牵强附会。

       基于上述原因,“经承旧史”说曾经遭到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的诘难,其中皮锡瑞对杜预谬说的批评尤具代表性。皮锡瑞说:“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8](第3页)又说:“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8](第3页)皮氏为今文经学家,生平所论虽不乏门户之见,但他对于杜说的批评可谓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经承旧史”说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杜预个人的错误,作为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势力消长的副产品,该观点不是正常学术争鸣的结论。众所周知,两汉今古文经学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之后,最终以今文经学的衰微而告终。《春秋》三传当中,公、谷重义,左氏重史,东汉以后,作为《春秋》今文经的公羊学日益衰落,几成绝学。相反,《左传》则受到学者空前的重视,以《左传》解读《春秋》,乃至刻意拔高《左传》在《春秋》学中的地位,成为世风所趋。钱穆先生曾指出:“惟其西汉经学,到东汉以后渐渐变成像史学,所以当时人说孔子,便联想到周公,南北朝儒家,更常见是‘周孔’并称了。…《六经》不复是孔子一家言,诗、书、礼、乐都传自周公,《春秋》仅占《六经》之一部,亦属《周公》之旧典,而且其书价值可以远逊于《左传》。”[10](第291页)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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